樊洪业：“采集工程”最年长的“志愿者”（下）

仙仙

从平凡中发现伟大


8月30日，德东来电话，刚搬好家很乱，疫情后已有半年没有联系樊先生了，记挂他，让我找找樊先生家的电话。


第二天，一大早打开电脑，德东的微信使我震惊——我们尊敬的樊洪业先生，不幸于8月29日8时50分因病在北京逝世。


斯人已乘鹤西去，长太息而掩面泣！


父亲陈学溶与樊洪业先生相识于20多年前，虽说两位先生年龄相差很大，彼此见面的次数也不多，但从竺可桢电视剧本的校审、《竺可桢文集》的校审等多次合作中相交日深，相互敬重。双方书信不断，仅保存下来交馆藏基地收藏的就有140多封。


在《竺可桢全集》编辑工作启动之时，樊洪业先生聘请黄宗甄、陈学溶两位先生为特邀校审，给他们极大的信任。父亲说，樊先生是办实事的人，敢说敢为、为人正直、知识面广、事业心强。能在樊先生的领导下工作，是精神上的享受。


2013年，经樊先生推荐、采集资格评审委员会评审通过，父亲被列为“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的采集对象。但父亲认为自己在气象学界就是一个最普通的人。我作为子女受聘参加了采集小组，也觉得父亲就是一个恪尽职守、认真仔细的人，从没听说过有什么特别荣耀的事值得述说。


针对我们的困惑，樊先生解释说：“对于国家的气象事业来讲，陈老绝对是一个典范性的人物。早年竺老为什么要广泛设立气象台、站，因为它是包含森林、土壤、水文、海洋、气象等方面一个大系统的一部分，需要有相当数量的人去做基础工作。陈老甘于一辈子默默无闻，虽不是顶尖的科学家，但是国家气象事业发展需要这样的人。陈老的一生，你说他平凡也行，他做的事情构筑了国家气象事业金字塔的基石，有代表性。说他伟大也行，那种敬业精神、认真负责的态度，一方面源于个人的性格，另一方面源于竺老的熏陶……”


采集工作一开始千头万绪、无从下手，樊先生在2013年5月6日来电，亲自指导：“一是注意陈老的身体，不能太累；二是陈老的经历太丰富了，只要围绕他的书谈一些过去不能说的事、细节就行，让老先生爱怎么说就怎么说，留下录音……”


我们这种野路子的采集方法得到樊先生的肯定，以父亲能接受的不拘一格的方式进行采访，确实效果更好些。原本大家忐忑不安，现在松了口气。


针对具体问题，樊先生的指导更有作用。例如，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找出与父亲有关的信件，我们原本将其直接归入采集分类的信件之中，但樊先生建议：“这些信件背后的故事请老先生说一说，不然以后不会再有人知道了。”我们拿着信追问父亲，父亲略一思索便滔滔不绝开讲。这一讲，全面抗日战争时期发生在西安头等测候所的人和事从历史尘埃中一一浮现出来。


历史就是这样由一个个具体的人和事串成的，缺少任何一环都会给后世留下遗憾。父亲的真实经历是这次采集中最珍贵的史料，我们尽可能完整地去记录。


在采集、整理资料时，难免也有灰心气馁之时——怎么尽是些不起眼的小事？怎样才能体现出采集的价值呢？


樊先生告诫我们：“历史也是同样的。你把资料真正搞清楚了，利用真实的史料去说历史，才是可信的，这就叫‘信史’。陈老的事太多了，本身就是一座宝库，又保留了那么多的史料。”


我们感叹：樊先生把父亲一生的每段经历都提高到从社会、科学发展的轨迹上来思考，从历史发展的史料性来分析，让人们从全新角度去看待一个普通人所做的平凡工作的可贵贡献。


2013年11月29日，樊先生亲自上门，父亲对樊先生很是敬重、信任，因此，一同前来的采集工程办公室人员很顺利地采集了父亲保存了几十年的珍贵的甚至是孤本的资料、照片等。


后来，由于撰写父亲口述史的作家病了，樊先生在百忙中又毅然主动承担起编写任务。他的“吹毛求疵”在那段时间表现得淋漓尽致：研究报告中记录陈学溶的祖先陈琳的事迹，需要一页页查找明史求证；许鉴明、黄逢昌的事情；黄士松的便条日期与父亲在纪念竺可桢先生逝世十周年大会所作报告的日期有矛盾；朱岗昆、程纯枢究竟毕业于清华大学地学系还是地理系；各种旧照片人物的辨认……为一个问题或一个字，樊先生要较真几个小时甚至几天时间，务求准确、真实，经得住历史考验。


读过樊先生整理的《我的气象生涯》一书的气象界老先生们，都认为樊先生能站在史学立场上，把一些看似不起眼的小事放在社会大背景下分析、描述，可读性强，写得真好。


这些年来明显感觉樊先生太累了，身体每况愈下。他在重病卧床期间还在想着《百年风雨：陈学溶口述自传》一书内容的增补和出版等事宜，令人感动。


樊先生吃的是故纸堆中的草，挤出的是滋润社会的香醇牛奶。他教会我们从平凡中发现伟大，而从他身上，从他那“敬业精神、认真负责的态度”，我们也分明感受到了伟大……


（《从平凡中发现伟大》作者：陈德群，作者单位：江苏省气象局）




八年教诲萦心头


8月29日，中国现代科学史家樊洪业教授因病辞世。噩耗传来，史界惊悼，知者皆哀。从此，中国失去了一个治学精勤、著丰业伟、为人真诚、指导后学的学者。我作为被先生教诲指导过多年的后辈，更是往事萦心头，哀伤不已。


“手把手”指导


“许多访谈者都有被樊先生‘手把手’教的经历，他们无不感佩于先生的认真、细致、严谨与专业。”对这段话我感受颇深。毫不夸张地说，我有两篇传记都是樊先生“手把手”指导完成的。


2012年11月，薛兴亚研究员带领我到济南参加卢佩章采集工程结题汇报会。卢院士的传记是由我主笔完成的，评审会上，樊先生对卢院士的传记提出了许多批评意见。会后，我找到樊先生，向他询问如何解决这些问题。他想了想说：这样吧，过一段时间我们面谈一次，这期间，我再仔细看看你写的传记。


12月初，我来到樊先生的办公室，他热情接待了我。他对我撰写的卢佩章传记作了许多标注，根据标注为我进行讲解。


先生用了约一个上午的时间为我讲解并点评，一字一句细心辨析。结束后，他又对我提出了5点修改要求。


离开北京后，我按照樊先生的要求重新撰写了卢佩章的传记。卢院士看完后非常满意，说：“非常感谢你们所写的这个材料，你们将我忘记的工作写出来了，将我不知道的工作背景和影响也写出来了。”


2013年10月，我应邀参加大连理工大学赵国藩采集小组的采集工作，也是担任写作任务。次年7月，我到沈阳参加结题评审会。樊先生也参加了评审，他对这部赵国藩传记非常不满意。当天晚上，他与我交谈了约一个多小时，系统地讲明白了如何修改传记的意见。


樊先生说：“赵院士是土木工程专家，你对于他的工程实践方面提炼和挖掘不够，学术思想的脉络梳理得也不清楚。举个例子：你曾经写道，20世纪50年代，赵先生担任助教期间，曾经发表过4篇论文、两部著作。你只是泛泛地提到，没有介绍传主当时所处的环境和同行学术水平，在学科发展史上所处的地位也没有写出来，创新点也没有总结出来。这样写怎么行？”


当我问到如何才能梳理清楚传主学术成长的脉络，樊先生回答道：“传主在这个学科当中处在什么地位，以及在这方面最突出的贡献，你要做到心中有数，然后具体地写学术成长的历程。你还可以将传主学术成长的道路，分成几个历史阶段，找出每个历史阶段的关节点是什么，在这个基础上深入挖掘、展开，而不是简单把若干史料往上一堆就完事……”


评审结束后，我按照樊先生的指导意见重新修改和补充了赵国藩的传记，提交采集办公室获通过。该稿后来经补充修改后列入中国工程院院士传记出版系列。


对此，赵国藩院士的女儿赵燕老师曾多次感谢我所做的工作和努力。每当这时，我都想起樊先生对我的谆谆教诲和热情帮助，我心里非常明白，如果没有樊先生“手把手”的指导，我是绝对完不成这篇传记的。


君子之交淡如水


樊洪业先生与胡皆汉先生曾是两位完全没有任何关系的陌生人。


2012年11月初，我参与的“卢佩章学术成长采集小组”根据卢佩章院士的提议，来到胡皆汉家中对他进行有关卢佩章的访谈。之前得知胡先生撰写的自传《回眸科研情——一个科研工作者的回顾》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发行，访谈结束后，我们便向胡先生提出赠书请求，他本人欣然同意。


这本书令我非常感动，后来在卢佩章采集工作的结题会上我将此书送给了樊先生，希望樊先生也能了解一下。


樊先生利用一个晚上的时间浏览了这本书，第二天找到我说：“胡老的这本书写得很好，只是出版社的影响比较小。你回去后与胡老谈谈，如果他愿意，我将这本书重新修改，列入‘20世纪中国科学口述史丛书’重新出版，将这本书打造成一本精品。”会议结束后我来到胡先生家，转达了樊先生的意见，胡先生非常高兴，表示将积极配合。


2014年新年伊始，胡先生将所有精力都用在修改、补充《回眸科研情——一个科研工作者的回顾》一书，3个月后交稿。樊先生收到后，很快便与胡先生通了电话，然后给我打电话说：“与胡老通了个电话，他的广东口音太浓了，我基本上听不懂。另外，胡老不能使用邮件。你为我们当联络员如何？”我欣然同意。


樊先生也是用了近3个月的时间，将胡先生的原书修改完毕，命名为《自由探索之追求——胡皆汉自述》，该书于2015年8月出版发行。


在樊先生修改胡先生一书初期，我曾建议樊先生能否将胡先生列入采集工程中被采集的对象（此事我一直没有告诉过胡先生），樊先生当时回答：“你的建议很好，我事情比较多，待胡老的书出版后，你再提醒我一下！”2015年8月，在与樊先生的一次通话中我重提此事，樊先生说：“我知道了！”


当年10月，我随同大连理工大学赵国藩院士、邱大洪院士、林皋院士的采集小组成员一起来到北京，向张藜教授汇报采集工作的进展情况。我将《自由探索之追求——胡皆汉自述》一书赠送给张教授，她告诉我：“国庆节前夕，樊先生已经将这本书送给我了，我利用整个假期阅读完这本书。胡先生是一位了不起的科学家，自述写得很好。”


张教授与樊先生办公地点同在一个院内。汇报结束后，我去樊先生办公室探望他，几个月没见，他背也驼了，步履艰难，明显衰老了很多。我心中不是滋味，问他：“您不舒服吗？”他回答：“夏天在长沙开会后便患重感冒，一直没好！”


大约几个月后，我在与樊先生一次通话中得知他患上了肺癌。我声音颤抖地对他说：“您一定抓紧治疗。千万别耽搁了！”先生平静地回答：“你放心吧。现在医疗水平很高，我一定会配合治疗的。”


那年冬天，我在一次会议上见到张藜教授。张教授将胡皆汉先生列入采集工程的函件托我转交给胡先生。胡先生见到函件非常激动，立刻让我转达对张教授和樊先生的谢意。我告诉樊先生后，先生回答道：“向胡老表示祝贺！胡老被列入采集工程完全是他个人非常优秀，与我没有任何关系！”


今年9月1日，胡先生得知樊先生去世的消息非常悲痛，第二天便写下催人泪下的悼歌三联。听说我要到北京八宝山参加樊先生的告别仪式时，他又嘱托我一定与他联名送给樊先生一个花圈，以此来寄托他的哀思！之后，又作诗曰：“晚交八载情，宝山万年墓，樊公乘鹤去，史著留人间。”


9月2日，我怀着极其沉痛的心情来到八宝山梅厅，与前来吊唁的人群一起素衣肃立，胸前别着白花，与樊先生告别。“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敬爱的樊先生虽已故去，但明德永存，激励后人无数。


（《八年教诲萦心头》姜文洲，作者单位：中科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