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大收藏家潘祖荫其人其事

仙仙

        　　潘祖荫，苏州人，出生于1830年，卒于1890年。他的祖父为乾隆癸丑科状元潘世恩，官封太傅及武英殿大学士。他的父亲潘曾绶，字绂庭，官至内阁侍读。他的叔祖是乾隆乙卯科探花潘世璜。道光二十八年（1848），恰值潘世恩80大寿，道光皇帝为了奖励潘氏家族对清廷的效忠，恩赏潘氏子孙潘祖荫兔试为举人。潘祖荫也不负君恩，果然于咸丰二年（1852）殿试高中一甲第三名。从此潘祖荫就象他的祖辈一样，踏入仕途，光绪间官至工部尚书。潘祖荫不仅是晚清的一名重臣，也是一位著名的书法家，学者和收藏家，著有《攀古楼彝器图释》、《滂喜斋丛书》、《功顺堂丛书》等著作。
　　潘祖荫为官颇有政绩，做了许多利国利民的好事，不过比起做官，潘祖荫作为一个大收藏家，名头更响，影响力更广泛。饱读诗书、滿腹经伦的潘祖荫酷爱古玩字画收藏，尤其喜爱青铜器，为此节衣缩食，大把的银子都投入了收藏，以至于所乘车马轿舆是最破烂的。同僚笑话他，他也不在意。凭着深厚的学识和经年累月的揣摩，潘祖荫练就了鉴赏文物的火眼金睛，在收藏界，人们佩服他的鉴定眼力，大家叫他“潘神眼”，可见时人对潘祖荫的推崇，就连皇室也看重潘的鉴定功夫，咸丰帝的老婆，同治帝的老妈孝钦皇后曾说“潘祖荫所鉴定者固无甚大谬也。”
　　大盂鼎，又称廿三祀盂鼎，清道光年间出土于陕西省宝鸡市眉县，大盂鼎铸造于西周周康王二十三年（前1003年），鼎高101.9厘米，口径77.8厘米，重153.5公斤，鼎身为立耳、圆腹、三柱足、腹下略鼓，口沿下饰以饕餮纹带，三足上饰以兽面纹，并饰以扉棱，下加两道弦纹。内壁19行铭文，分2段，共291字，载周康王向盂叙述周文王、周武王的立国经验，认为殷代因酗酒而亡，周代因忌酒而兴。由此告诫盂要效法祖先，忠心辅佐王室，敬承文王、武王的德政。并赐盂命服、车马、酒与邦司、人鬲等。盂在铭文中说明作此鼎也是为了祭祀其祖父南公。大盂鼎铭文是史家研究周代分封制和周王与臣属关系的重要史料，一向为史学家所重视。大克鼎，西周孝王时期器物。1890年陕西省扶风县出土，是一名叫克的大贵族为祭祀祖父而铸造。造型宏伟古朴，鼎口之上竖立双耳，底部三足已开始向西周晚期的兽蹄形演化，显得沉稳坚实。纹饰是三组对称的变体夔纹和宽阔的窃曲纹，线条雄浑流畅。高93.1厘米，重201.5千克，口径75.6厘米。
　　两鼎与太保鼎并称为“海内三鼎”，大盂鼎与大克鼎先后为潘祖荫所得，“海内三鼎”独占其二，奠定了潘祖荫晚清青铜器收藏家的地位。光绪年间，潘祖荫花了650两白银购得了大克鼎，不久又分文未花，白白得到了比大克鼎更加名贵的大盂鼎。说起大盂鼎从出土到潘氏手中，颇有一段传奇故事。
　　大盂鼎于清道光年间出土后，鼎很快被岐山县令周庚盛占有，他把鼎转卖绐古董商人。一个名叫宋金鉴的文物收藏者在考中翰林后，出价3000两白银购得了宝鼎，密藏家中作为传世之宝。
　　世上的事真是无巧不成书！在清道光三十年（１８５０年）的那场大考中，宋金鉴与袁世凯的叔父袁保恒都同中进士，后均成为翰林院编修，两人私交不错。他们谁也没有想到，冥冥中两个进士、一对翰林会与大盂鼎结下缘分。宋金鉴购得大盂鼎后，宝鼎似乎并没有庇护宋家，其本人早早去世后，他的儿子吸食鸦片，家道中落，最后被迫出卖宝鼎。当时袁保恒正在陕甘总督左宗棠手下，专管粮草后勤，袁听说有人出售大盂鼎，便欲购下孝敬上司左宗棠，直至与持宝人见面后，方知是故人之后，不由唏嘘，分外伤感，感叹旧友身世的凄凉，人生命运的弄人。不过伤感归伤感，袁趁人之危，仅以700两白银获得了朋友后人的旷世宝鼎，可见此公人品足以被后人诟病。
　　袁保恒获得大盂鼎后，就送绐了左宗棠，左宗棠虽然喜欢，但并不专美，知道潘祖荫钟爱西周青铜器，急忙修书一封，称要将大盂鼎送给潘祖荫；谁知潘祖荫疑惑此鼎的真伪，回信谢绝了，弄得送礼人左宗棠很是尬尴。谁知道潘老夫子怎么想的，过了一段时间，他又主动修书向左宗棠索取大盂鼎，左宗棠很高兴，欣然派人将宝鼎送至潘祖荫北京家中。
　　左宗棠，陕甘总督，自恃才情和军功，素来不太瞧得起人，缘何独独对潘祖荫如此尊崇达到了近乎巴结的程度？原来潘祖荫有恩于左宗棠。咸丰十年，左宗棠任湖南巡抚骆秉章的幕僚，有点嚣张，不讲文明，辱骂总兵樊燮为“王八蛋”，被好事者罗织罪名，以“劣幕把持”的罪名告到北京。清廷密令湖广总督彻查此事，并称若证据确凿，可将“劣幕”左宗棠就地正法。事态十分严重，于是，从两湖到北京，湘军集团及其左氏同情者组织了一次大型斡旋，不遗余力奔走其间的执行者则是郭嵩焘，郭嵩焘，道光年间进士，湘军的创建者之一，后担任中国历史上第一位驻外大使。
　　郭嵩焘与潘祖荫当时都是翰林院编修，私交甚笃，为了避免同乡勾结的嫌疑，郭嵩焘找到与左宗棠素不相识的苏州籍官员潘祖荫，请他到皇上跟前说情。但是，冒然请潘祖荫奏保素不相识的左宗棠，也非全无顾虑。郭嵩焘思来想去，决定先将保摺写好，再带上三百两银票，径去潘家。见面就说：“伯寅（祖荫字），何久不宴我于莲芬家也？”莲芬姓朱，当时名旦，为潘所眷。潘祖荫说：“近者所入甚窘，何暇及此。”郭嵩焘一听，正中下怀，赶紧表示作东请客。于是，二人同赴莲芬家喝酒。席间，郭云：“今者具奏保举人，肯为之乎？”潘问保何人。郭曰：“姑勿问。摺已代撰且缮就，第能具奏者，当以三百金为寿”。言毕，即掏出银票，潘此时正缺钱，故尔笑纳。但是，不告知所保者谁，心里不踏实，因此，潘便问：“事已至此，必无悔理。惟所保何人，摺中所言云何，必先令我知，否则万一皇上召见，将何词以对？”此自实在情形，郭乃出摺与观。潘祖荫一看，被保者左宗棠虽不认识，但在湖南巡抚幕中赞画军事，早已名动京华；且平日与郭嵩焘闲谈，也略知左宗棠的才学品质。
　　潘祖荫拿了银子手软，又推却不过朋友请托，况且左宗棠所犯之罪，确实也够不上就地正法的程度，于是欣然同意，其中奏折中名句：“国家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宗棠”；流传至今，脍炙人口。郭及湘系官吏不能出面保左，否则有庇护同乡、戚友结党营私的嫌疑，此是清廷的大忌。潘祖荫出面保左，则是大公无私，左宗棠也因此化险为夷，从此屡立战功，成为封疆大吏；要不是潘祖荫在危难之时施以援手，左宗棠小命尚且不保，何来日后的荣华富贵。
　　大盂鼎送到潘府，潘祖荫仔细鉴别后确认是真品，只见大鼎造型雄伟凝重，威仪万端，纹饰魂丽，铭文古朴，发出幽幽的青铜光茫，潘祖荫是古青铜器鉴赏权威，他知道他得到了稀世珍宝，大喜过望。为此他在京建造了攀古楼，专用收藏大盂鼎及其它青铜器，在老家苏州建了滂喜斋，用来收藏他经心搜集的古旧善本书。
　　当时京城古玩界有个叫李诚甫的，是京城琉璃厂出名的青铜器鉴赏家、收藏家，琉璃厂德宝斋首任掌门人。潘祖荫故而得大盂鼎后，请李诚甫过目。李见此鼎十分惊奇，他从未见过这样大的鼎。潘明知故问：“这鼎是夏商周哪个朝代铸造的？”李答：“依我看是西周。”又问：“何以见得？”答曰：“看铜质、花纹、锈色和出土的地点，断定为西周。上边的铭文我认识不了几个字，我不能以文字作考证，请大人指教。”
　　潘祖荫笑了，说：“你太客气了！你的眼力不错，能断代的在古玩行里没几个。”
　　李诚甫说：“请问铭文记载的是什么？”
　　潘反问道：“你可知尧舜禹汤文武周公？”
　　李答：“这鼎可不是禹铸九鼎之鼎，乃西周文王、武王、周公旦之后铸造之物。”
　　潘说：“然也！此鼎乃武王之孙、成王之子康王姬钊时代所铸。铸于‘成康盛世’。”李诚甫拱手称谢，请他继续往下讲。潘祖荫高兴地接着讲：
　　“在周成王和周康王时代，天下安宁。老百姓安分守己，奴隶们顺从，周朝制定的刑法闲置无用有四十余载。国内太平，康王却发动对外战争，这盂鼎即可作证。周康王二十三年和二十五年，两次命盂征战西北强敌鬼方，铸大、小盂鼎，鼎上铭文记载俘获告庙盛况，赏赐盂的奴隶和管家奴的数目。这鼎的历史考古价值不小，铸造、花纹、铭文的艺术价值极高。这是我收藏金石以来，得到的最大、最重也是最好的青铜器了！”说完这段话，潘祖荫莞尔一笑，自得之意，溢于言表，李诚甫连连作揖，嘴上赞扬潘大人学识渊博，滿肚子里的却是羡慕嫉妒恨。
　　潘祖荫除了收藏青铜器和古书外，还是鉴赏和收藏鼻烟壶的大家。清朝达官贵人喜吸鼻烟，由此鼻烟壶艺术品及收藏也蔚然成风。据说，清代鼻烟壶收藏家要论收藏的数量当属和珅，和珅倒台后从他家抄出的名贵鼻烟壶有上千只；要论赏鉴水平，那潘祖荫就属第一了。潘祖荫去世后，杨度之弟杨钧曾感叹：世上没有潘祖荫，就没有真正懂鼻烟壶的了。
　　令世人啧啧称奇的是，潘祖荫的收藏爱好竟然影响到他对人的评判和官场生涯，足见此君有时颇为游戏人生，玩世不恭。有一次，潘祖荫与同僚李文田在办公室闲聊。李文田，咸丰九年探花，官至礼部侍郎，清代著名学者、书法家。两人闲聊提到近日入京述职的某提督，潘祖荫连连称赞说：“这个人不错啊，那真是相貌堂堂，一代名将。”李文田一听，以为潘对此人了解颇深，便问：“这位将军具体战绩如何？”潘祖荫答道：“不清楚。”李文田一愣。潘祖荫呵呵一笑：“我还没见过这个人。”文田大惑不解，很是奇怪：“那凭什么说他是相貌堂堂呢”？潘祖荫哈哈大笑：“他送我的鼻烟壶很好，我就知道此人不错！”
　　更荒唐的是潘祖荫用鼻烟壶来取舍人才，潘祖荫科班出身，做官后数次充任乡试、会试的主考，每逢难以取舍的考卷，潘祖荫便在抽屉内放两个一红一绿相同形状的鼻烟壶，他便以手取那鼻烟壶，如果先摸出的是红色，这考生便中了，如果先取的是绿色，这考生只好认倒霉了。这件事后来被同任考官的张之万觉察了。张之万，道光二十七年状元，著名学者、画家，张之洞之兄，官至大学士，任江苏巡抚期间寓居苏州期间，主持修缮拙政园。
　　张之万知道潘祖荫用鼻烟壶来取舍人才后，当面批评他此举是胡来，十分“轻妄”。潘祖荫毫不在意，轻描谈写的答道：“哪有你说的那么严重啊？你我做官以后，公务繁忙，久不读书，荒疏已极，哪里还能看出这些卷子的优劣？能送到我们手中的卷子，都由精通文理、态度审慎的新翰林初阅，能过得他们那一关，自然是相差无几，既然名额有限，非得淘汰不可，我就只好用红绿烟壶卜其命运了。我这是让老天决定富贵，谈不上轻妄。”一番似是而非的强词夺理，弄得张之万瞠目结舌，哭笑不得，只得由他去了。
　　有一次潘祖荫新得一青铜鼎，考其款识，乃“鲁眉寿鼎”。他撰写了一篇“眉寿鼎图说”文章，特宴清同乡考生，并将文章赠赴宴的人雅正。等应试举子考二场时，诗经题目即是“眉寿保鲁”，凡是得图说的考生恍然大悟，答题时自然是洋洋洒洒，下笔如神。等金榜揭示后，结果你懂的，考中的八人，有七名是有幸与潘大考官一起推杯换盏的人，可见晚清科举的水还真不是一般的深，从另一角度看，足见潘祖荫对金石器的痴迷。
　　潘祖荫做官、做学问，玩收藏都颇有成就，但世上完美的事物历来甚少，潘氏最大的缺憾是家族人口凋零；所以他的弟弟潘祖年就把两个儿子过继给潘祖荫，但也相继早夭，家中无人继承香火。光绪十六年（1890）潘祖荫病死于北京，其弟潘祖年秘密赴京将其兄收藏文物押运回故乡，存放在苏州南石子街的潘家旧宅中，其中就有大盂鼎和大克鼎。直至新中国成立后的1951年，潘氏后人潘达于先生将家族珍藏多年的大盂鼎和大克鼎以及众多文物献给了国家，最终为晚清著名大收藏家潘祖荫的收藏人生画上了一个圆滿的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