盗书

仙仙

        　　生在书香门第，可是到了我应该读书，可以自由读书的年龄，却没有了自己想读的书，父亲的大书架上，摆放着的是《马克思全集》、《列宁全集》、《资本论》，还有不同版本的毛选。真是愁死人了。那是1969年，文化大革命还在继续，我已经十五岁，学校停课只能到处闲逛。
　　学是上不成了，尽管我非常想上学，也知道胳膊拧不过大腿的道理。但是要让我读革命书籍，却是读不进去。我很相信缘分宿命。于是我知道，我不是干革命的料。在整个文化大革命期间，我这个不是老师喜欢的学生，却没有打骂过老师，也没有参加过战斗队，没有跳过忠字舞，更没有背过老三篇。在我的骨子里就不喜欢文化大革命，它夺去了我多少的梦想。不过，在文化大革命过去了二十余年后，我还是反省到了文化大革命的一些必然性与合理性是什么。
　　十五岁的年龄其实不算小了，在这个年龄很多人，对很多事情已经有了自己的想法。我那时就很早熟，朝思暮想的不是女孩子，而是读好书，即便上不了学，自己找些书看，就是消磨打发时间也好。在我的心里有一个书目，虽然只有七八个书名，现在回想起来也不简单。有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狄更斯的《大卫.科波菲尔》，雨果的《悲惨世界》，曹雪芹的《红楼梦》。
　　我还记得，当我把自己想法告诉父亲的时候，他只说了一句：现在想读书的人很多，可是没有书了，尤其是西方文学书籍。
　　文化大革命刚开始的时候，破坏性最大，我家藏书就是在那时候自己烧掉的，不是为了革命，而是害怕革命会革到自己身上。到了1969年发生了珍宝岛事件，大家的注意力差不全部转移到了中苏关系上，有的人盼望打仗，有的人不希望打仗，我则是希望战争空气能够压倒文化大革命的政治空气，让我这个逍遥派可以真正的逍遥起来。
　　有些单位开始疏散，街上的搬家车多了起来。我与我盼望中的一本书的缘分那时就到了。
　　那天，我和一位朋友准备下饭馆改善生活，在街上与一辆搬家车相遇，车上拉的都是书。我的心就跳得快了起来，眼睛只顾在车箱里搜索，好在路不平，行人多，车速没有开起来。我在车的中间部位一眼看见了一本《战争与和平》。我跳下自行车，不顾路人的盯视，很利索的爬上车，拿起书一看是第三部。我把书扔给朋友，自己就在车上翻了起来。直到搬家车到了它的目的地，我也没有找到另外的三部书。结果我被那个单位准备卸车的人赶走了。可是不肯罢手的我，爱书爱的有些发疯了，于是，晚上我又去了，嘴里念念有词的说着孔乙己教给我的那句名言：偷书不算贼，就在卸了书的房子里翻了一个多钟头，三部书找齐了，外带一套《红楼梦》。
　　叔本华说过：“没有别的事情能比读古人的名著，更能给我们精神上的快乐。”《战争与和平》是我看的最多的一本书，究竟看了多少遍，我很难说的准确。可是书中的人物在我的心里始终有血有肉，他们把我带进了一个真正可歌可泣的时代，在那个时代有战争，却没有谋杀，有阶级却没有你死我活的斗争，有背弃却没有可耻的出卖，有信仰却没有精神上的专制。托尔斯泰是人道主义者，被他的书感动了，征服了的人绝不会赞成法西斯，绝不会接受革命就是暴动，就是一个阶级推翻征服另一个阶级的暴力行动的理论。
　　这套《战争与和平》至今还是高踞在我的书架最醒目的位置，看着它的时候，我就想起自己年轻时的种种事迹。那时的盗书在我看来就像普罗米修斯的盗火一样，意义远大。好书就是冬日里的一把火，熊熊火焰温暖了我心窝。
　　也许就是因为我相信一本古人的名著，胜过平庸作者千万本书的作用，我现在已经很少进新华书店了。过去的新华书店为了革命的需要，曾经使古人的名著绝迹，现在的新华书店又为了利益的驱使，任凭流行书籍取代古人的名著的显要位置。
　　我质疑不看古人名著的那些现代人，他们能否真算是现代人？我这个盗书者对他们嗤之以鼻，以为没有好书的时候，宁可不读书，也强过读了很多坏书，弄坏了文化，弄坏了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