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农妈妈激励我走完人生

仙仙

        　　在读小学的时候，我就萌生了长大做医生、当画家的理想。一九六六年我小学毕业，刚上初中就遇到那场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工厂停工，学校停课，三年没上过一天初中课程。到了一九六九年我们这一届“初中生”照样按时初中毕业，赶上了一个当时最时髦的词汇：上山下乡。
　　我出身在一个民国时期的髙级军人家庭，这种家庭出身的后代，是必须要背负着先辈原罪的。响应时代巨人的号召上山下乡，对我们这种家庭出身的人说就是一种出路，我甚至把它作为一种荣耀来追求。所以我不需经过工宣队动员，也没有与家人商量，就自作主张在排（班）里第一个报名上山下乡。我把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作为自己意识形态上一个新的警戒展开，意味着一种隐微知觉的开始和一种思想的苏醒，是一个脱胎换骨的机会。
　　九月十六日是我人生中最难忘的一天。母亲五点钟就早早起床，为我准备早餐，然后一次又一次地帮我检查收拾行李，生怕第一次出门的我落下什么，给日后生活帯来困难。出门时，我看见母亲双眼泛溢着泪花，但始终没有流下。可能是因为她曾作为一个军人之妻，见多了生离死别，也许她认为当着亲人面流泪，是不吉利的。我也没有流泪。在那轰轰烈烈的年代里，信仰、使命感、精神由此派生的价值体系，我需要向黑五类旧家庭告别。一九六九年九月十六日这一天就是我告别旧生活，勇敢地走向一座辉煌的精神宫殿的开始。
　　我胸前佩戴着大红花，登上一辆解放牌大货车，从南宁朝阳广场出发，踏上了赴百色县四圹公社新明大队插队之路。在如今，货车载人是违法的。货车仅能拉载没有生命的货物或者猪、牛等低级动物。但四十年前，几乎大部份的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都是用大货车运送的。在那没有选择的年代，在大货车上那一刻，我都满怀着广阔天地里经风雨的志向，无限憧憬着即将开始的新生活，新人生。
　　那时南宁至百色仅有一条公路。大货车离开南宁首先途经髙峰林场，髙峰坳大山里雾气腾腾，汽车在雾里穿行。初秋大地水分子在温差中满怀着净化的渴望，从森林中潮湿大地向上升腾，飘飞到髙空又从苍茫的云层中飘了下来，形成了一层层白色的雾纱，轻轻地飘荡。透过雾纱远处的山峦时隐时现。我们走向生活的第一天，大自然就让我看到富有意义的变幻。我站在车厢前贪婪地望着前方的的景色，汽车在崎岖的山区公路不断爬坡、下坡，不断地急转弯、急刹车，颠簸着。车上有些女同学开始哭了，十六岁的小姑娘，要远离父母，奔向未知的新生活、新环境，想家哭是正常的。我往车后看去，汽车在沙石公路上行走，扬起一股股黄色尘土污染了洁白的雾纱，还扑到我们的头上、身上。前后不同的景象加上同学们的哭声影响，我人生中第一次旅途的心情大大地打了一个折。
　　车队以时速三十多公里到达百色县城，已是晚上七点钟了。我们男、女知青被分别安排到城郊县农机校里两间大教室里住宿。床是用教室里现成的课桌拼连在一起，各自把自带来的行李铺上，这是我一生中所见到的最硕大的床。
　　我们在百色的第一餐伙食，每人一碗空心菜，菜碗上铺了一层猪肉，饭随意吃。离家第一天就能比在家还吃得好，吃得饱。大家都很开心。
　　吃完饭已经九点钟了，我和几个同学出于对百色革命圣地的敬仰，急不可待  商议要出去瞻仰红七军起义纪念馆。我们向一位负责安排我们住宿的学校老师讯问粤东会馆地址。这位老师关心地对我们说：“你们从南宁来百色，沿途一个个已被弄得一头的灰，应该先清洗清洗再做其他事吧。”她又说，“现在外面一片黑鸦鸦，最好等天亮再去吧。”
　　百色县革委会对我们南宁第一批来插队的知青十分重视，在县农机校办了两天学习班，组织我们学习毛泽东的有关“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指示，教育我们要树立扎根农村讲奉献，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理想。
　　九月十九日，县委决定用四塘公社农机站拖拉机运送行李，全体知青步行十八公里浩浩荡荡向四塘公社新明大队进发，迈开万里长征第一步，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来到四塘公社，新明大队各生产队的干部将我们分配安置到各个贫下中农家中“同吃、同住、同劳动”，东家们已早早等候在公社前广场。在广场召开了一个短短的欢迎会后，我和其他同学三男三女分配到六匿屯九队。公社将插队知青与东家名对上号，队干和东家用扁担把知青的行李挑起，像领到一个小弟弟、小妹妹一样，把插队知青领回到各自的生产队及家中。
　　我被分配到贫农罗日方家里。我和他见面时，看到他一手拿着扁担，一手提着刚买到的一副新鲜猪肺。他比我仅大五岁，是一个刚刚做了爸爸，身髙仅一米六左右的小伙子，我按当地风俗称呼他叫哥方。哥方热情非凡的抢过我所有的行李挑起，让我空手跟着他往家里走。
　　六匿屯离公社约三、四公里，是一个半山区半丘陵的壮族自然村屯。村屯建筑依山而建，从村头走到村尾大约两公里，有三个生产队，每个生产队都安置六名南宁插青。九队是六匿屯里集体经济收入最好的的一个生产队。
　　哥方的家座落在村头山脚一处小小的平台上，我们一行十八个插青，我是第一个到“家”的。
　　哥方领着我沿着台阶走到一间用泥砖和茅草盖的小屋前，坐在门口一位老人立刻站起迎了过来。哥方轻轻介绍说她就是妈妈，你可以称呼她“妈方”。
　　我是告别旧家庭，追求脱胎换骨而来的。所以，我没有叫妈方，而是用龙州壮话叫了她声“咩”（是壮话妈的发音）。此刻，我的生命中开始有了两个妈妈，一个是生我，养我十六年的“剥削阶级”家庭的母亲；一个是在日后对我精神意识追求和生活劳动进行再教育，再帮扶的无产阶级贫农妈妈。
　　妈妈髙兴地拉着我双手，眼晴上上下下在观察，她的目光是那么的慈良又温和。用壮话对邻居黄日走（生产队指导员）说：“这个仔长得这么白嫩，他们家里怎么让他来我们农民家做仔呢。”
　　我也是壮族人，父母辈平时全用壮话对话。所以，我虽然不会说壮话，但还是能听懂一些。我羞涩地笑了笑。
　　晚饭有炒猪肺等三个菜，饭是大米干饭。在吃饭中，我从妈妈和阿嫂的谈话中，隐隐听出家里好象从农历七月十四至今，已经没有见过肉了。但妈妈和哥方还是不断给我挟菜，下乡第一天我精神上得到很大安慰。
　　哥方家是一间典型的右江壮族建筑结构，每间房用芭芒杆作隔墙。我住的后房是家里放粮食和杂物的小房。以前可能是为了防盗，房间窗口仅开了约三、四十公分大小，不管外面的阳光如何强烈，都几乎无法透射给房间添加光明。我睡的床与妈妈的床铺只是用芭芒杆简单隔开，距离仅十多公分，几乎互相可以看见。那个年代没有电灯，房间总是漆黑漆黑的，所以不点灯什么都看不见。吃完晚饭哥方忙着给我铺床休息。我感到床板不平，有两处凹坑。一天的劳累，我也不再在乎床板的平整，很快就进入梦乡。
　　关于我的睡床，后来还发生一个小小的故事。那是过了几天，我想自己整平一下床板，我用手电筒照着翻开席子，发现这床原来是用两块棺材板拼起来的。我吓得不知所措，立刻跑到黄日走家反映这一发现。黄日走对我说，事先他就知道此事，但是哥方家太穷，实在没有其它木板，才用捾材板给我铺床的。从百色地区文工团下放来的邻居老明也对我说：“按当地风俗，哥方能把准备给他妈妈办后事的棺材板给你铺床，这是很看得起你了。说不定你睡了这副棺材板，将来就能当官发财，这是别人梦寐以求想都想不得的好事呢。”当时我想他们说的有些道理，但心里总是有些不是味儿。也许哥方知道我为此找过黄日走，次日中午收工没有回家，进山砍回一根竹子劈开，编了块竹床板铺在棺材板上。我的床铺睡起来舒适了很多。
　　下乡第二天，天刚蒙蒙亮，哥方就把我从美梦中叫醒。我揉揉那还没睡醒的眼睛，草草洗把脸，喝了碗妈妈半夜起床熬好的玉米粥，拿上农具，开始了没有星期日和节假日、日复一日的艰苦劳动。
　　我们生产队田地都一块块地散落在山沟与半山坡上，农作物大部分要靠天种植。集体经济很穷，根本没有一件农业机械，几乎所有的农活都是靠原始的手工劳作。
　　我自幼在城里长大，没有参加过什么劳动。刚下乡时才十六、七岁，身体正处在生长发育期。对农村繁重的体力劳动一开始还真是难以适应。手上也磨出了血泡，握农具时刺骨揪心般地痛。一旦在田间休息，累得也不管田地里环境有多脏劣，都歪着身体就地躺下，以争取休息片刻。晚上更是感到全身的骨架都已经累散了似的。
　　妈妈心里也很难受。她没有文化不善言辞，也不知道怎样来安慰自己这位新儿子。只是每天晚饭后，亲自帮我烧了一锅热水，让我烫一烫身体，帮助我消除一些疲累。
　　一九七０年初，县里通知各生产队另外安排我们插青自己居住生活，一切生活、劳动都得自理。我们结束了和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历史。
　　我与小扬、小李三个男插青搬到生产队一间修缮好的原牛栏里，这个牛栏便作为我们的宿舍。宿舍不到一人高的墙是用土垒起来的，门是用细桉树条编成，墙头到屋沿用茅草围档着，屋顶也是茅草盖的。人在里面不论从那个方位都可以看星星，新春的山风从半墙上茅草帘缝隙中吹进来，呼呼地响，寒意令人不住地发颤。同队的三位女同学得以安排进一间生产队旧仓库生活，条件比我们男插青好一些。住了两年，自治区拨专款给我们知青盖了泥砖、茅草建筑结构的房子。我们都很知足，兴高采烈地搬入新家。
　　为了进入“已经教育好的子女”的行列，唯一的做法仅有通过艰苦劳动，竭尽全力把自己改造成社会主义新人，从灵魂深处到身体，都脱胎换骨磨练成为一个真正的农民和体力劳动者。我拼命咬牙干活挣表现，细皮嫩肉晒成了古铜色，手上、肩上磨起老茧。学会了不少农业知识，犂田耙地、插秧、割稻打谷、锄草、放牛都学会了，还结识了众多淳朴的农民朋友。
　　我从少就喜欢画画和写文章，经常在生产队宣传栏出版墙报，报头和文章多是我负责完成。后来又得到百色文化馆李墨老师的美术指导，我创作反映知青上山下乡的人物画作品在地区、县画展中展出。县宣传部干亊也经常辅导我写通讯报导，十几篇报道被县、公社广播站采用。
　　我的表现慢慢地得到公社的认可，一九七四年被光荣地选为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先进积极分子，出席了地区和县代表大会。
　　一九七三年国民经济有所复苏，国家开始在下乡知青中招生、招工。我因为有一些美术专长，得到县文化馆和公社推荐为上大学候选人，但由于家庭出身问题在政审中被抹了下来。
　　一九七四年各级政府加大经济建设，增加在插青和农村青年中招收工人。在我参加插青积代会后，位于广西与贵州两省交界的广西沙陀煤矿招收矿工，我再次因出身问题被拒之门外。接着一批批企业和学校多次在四塘公社招工、招生。身边许多表现一般的插青都一批批通过招工、招生走了，而我全都名落孙山。一种有关因为我父亲是“国民党反动军官”，所以儿子也就是国民党，甚至世世代代都是国民党等流言一波接着一波向我袭来。
　　为什么我下乡五年来都怀着虔诚和真挚，艰辛而忘我的付出，却还承受着精神生命的尴尬和无奈，遭遇青年人无法想象、难以承受的艰辛和坎坷的恐怖？我无法接受血统论制造出来的卑贱，而为父母赎罪背负着沉重的十字架。人最可怕的不是生活艰苦，而是没有做人的尊严，没有出路。我付出了一切努力，都不能改变社会对我的歧视，不能像人一样活着。在绝望中我产生了不如自我消失来逃避这个可怕的现实。
　　一九七五年春节，大多数的插青都回父母身边探亲去了。我为了彻底与“反动”家庭决裂，真正脱胎换骨成为“已完全教育好的子女”，决定今生不再回南宁“探亲”。
　　那年我们屯几十名南宁和百色插青，就仅我一个留在生产队里过春节。春节生产队不安排出工，我也没有为过节准备任何食品。自己一人呆呆留在宿舍里，既想家，又为家庭出身引来的的卑贱想哭而又不知哭什么。
　　可能是精神上失去理智，突然穿着塑料凉鞋独自往村后大山毫无目标地走去。我走到村后水库边，在坝首徘徊了很久，又向平布大队方向走去，心想找到一个山洞，躲进去再也不出来。
　　大山里天色渐渐变暗，六匿八队一位蒙姓的老农正好从平布大队回六匿屯。见我独自往山里走，感到奇怪问我去那里？我没哼声。他见我精神恍惚，拉住我一定要我往回走，把我送回宿舍。
　　老蒙走后一会，哥方就过来看我，他帮我煮了锅粥，回家拿了点菜给我，便默默无语陪着我坐到深夜，也没问我什么。走前叫我春节期间每餐都去家里吃饭。
　　妈妈也过来看我，可能她观察到我这么冷的天还穿着塑料凉鞋。第二天一早，哥方说要下地摘菜借我凉鞋，但仅十分钟就送了回来。
　　春节那几天，我见到妈妈一针一线纳着一双土布做的鞋底，嘴里不停的唠叨着，这么冷的天不穿布鞋哪成啊！
　　几天功夫，妈妈把一双用蓝靛染的壮族布鞋送来给我，要我当着她的面穿上。穿上妈妈做的壮族布鞋，眼睛湿润了。一双土布鞋用金钱来估值不算什么，而是它表达出一份真挚的情感，它对一个生命的的维护是刻骨铭心的。
　　生产队指导员黄日走、贫农组长苏金兰也给我送来热腾腾的粽子和其它食品，关怀和鼓励我。
　　公社分管知青工作的老粱春节过后刚刚上班，来到六匿屯检查工作，听说我跑进山的亊，便专程找我谈心。他对我说：“出身是不由己的，着重在个人表现。你的表现公社和生产队都是看得见的，一旦有条件，公社一定会考虑你前途问题的。”他希望我一定要振作起耒，并交待此亊不可对任何人说。
　　过了春节，生产队安排我去参加修建水利工程，集体生活的气氛使孤独感、压抑感有所改善。每次到公社开会、办事，老粱见了我总关心地拉我到他家吃饭，询问我生活、劳动、学习、思想情况，淳淳善心叮咛，鼓励我努力学习，勇敢战胜困难。
　　人的生命过程如同天象。纯朴、善良的农民和老粱在我精神上最困难最黑暗的时期，齐伸关怀之手，不是亲人胜似亲人“拯救”的之情，如同初春的大地在曦曦春阳下，显现出夺目的春色。我的心结已开，精神“脱困”了，一切劳累、烦恼、苦闷和怅惘全抛到了脑后。
　　下半年，新的一轮招工又开始了。八月，一家主要运输煤炭的地方铁路企业，普洛铁路到四塘公社招收养路工。公社认为铁路养路工在政审中应要求不髙，便把我推荐给普洛铁路。但在政审中普洛铁路竟以怕我这种出身的人，会破坏铁路搞列车颠覆而拒绝。老粱和公社领导拿着新明大队和生产队对我的鉴定书，以及我出席地、县知青积代会材料，煞费苦心百般介绍，都没能打动该招工代表。以致双方拍桌争论并把该事件向县委作了汇报。
　　次日，广西大型化工企业广西河池氮肥厂也到百色县招工，县知青办、四塘公社都向河池氮肥厂介绍推荐了我，并批评了普洛铁路的唯血统论的错误招工政策。
　　招工负责人陈书记是氮肥厂一位县级中层领导，对政策掌握较好。听到知青办和公社介绍，表示可以和我面谈，并派工作人员小乔到生产队现场了解。
　　那天我刚好收工回来，这是一个很好的了解机会。贫下中农们七嘴八舌向小乔介绍了我六年来的表现。小乔又进入我宿舎，看了我画的美术作品和藏书，便带我回公社和陈书记面谈。我身穿刚劳动回来的衣服，脚穿布鞋。布鞋引起了陈书记的注意，我坦诚汇报是贫农妈妈为我纳制的。小乔同志也汇报了调查情况，给了陈书记一个满意的印象。陈书记当即表态说：“象你这样‘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人家不要，我们厂要！”
　　就在那一刻，从此我的命运发生了转变。
　　进厂后，我不断地加强学习文化，自强拼搏，我的美术作品多次入选自治区美展。一九八四年我被吸收为中国美术家协会广西分会会员。得到事业单位的主动商调，调入从亊美术专业工作，评上了职称，担任了科室负责人。
　　贫农妈妈一双土布布鞋，让我享受无比的温馨，重获做人的尊严，也给我带来改变身份机会，激励我走完人生。
　　像人那样活着，走完人生，这是我们这一代最有价值的“成就”，最值得人骄傲的“业绩”。
　　我感谢农村，怀念最朴实的农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