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渔邨：中国现代精神病学的奠基人，开展抑郁症的神经生化研究

仙仙

她是我国现代精神病学的奠基人、开拓者之一。她不仅筹建了中国精神病学界第一个现代神经生化实验室，还创建了北医精神卫生研究所，并开创了精神病分子遗传学研究。


她就是中国工程院院士、精神病学家、医学教育家沈渔邨。




求学之路艰辛坎坷


1924年1月6日，沈渔邨出生于浙江杭州。她的父亲沈锦椿在邮局属高级职员，收入尚可，又在西湖箩岭和莫干山各置了一亩多地，足以支付几个孩子的教育费用。沈渔邨的母亲张春如虽是家庭主妇，但特别注意培养孩子们独立自主的能力与性格。


1937年，淞沪会战爆发，全家人随着父亲沈锦椿的工作单位迁往浙东，后又前往上海。1941年12月7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进入上海租界，时局一片混乱。次年11月，沈渔邨当时就读的公立扬州中学被迫关闭。当时她听闻西南联大可以免费读书，便有了离沪赴滇，继续求学的念头。


1943年11月，沈渔邨考入西南联大先修班理工组，修读数学、语文、英文、物理、化学等课程。在先修班学习的同时，她还在中茶公司兼职，半工半读。1944年6月，完成先修班学业后，沈渔邨考入了西南联大物理系。1945年9月，沈渔邨转入了生物系，就读医预科。




1946年5月，西南联大开始迁往北方，沈渔邨选择了北京大学医学院继续学业。1948年11月，她根据北平学委的指示，转移至解放区河北冀中泊镇城工部学习，后于1949年5月回到北大。


1951年3月，沈渔邨因医学系学制由7年改为5年而提前结束学业，这使一向勤奋好学的她感到些许惋惜，然而，在不久的将来，一片更广阔的天地将等待她去奋斗。


留苏转学精神病学


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务院制定了恢复经济的三年计划。与此同时，培养大量国家急需优秀人才的问题也迫在眉睫，为此，国务院决定选派300余人前往苏联学习，第一批留苏学子中有医学生30人。


临行前，教育部在老北京饭店设宴给全体留苏学生送行。周恩来总理出席并讲话，热情洋溢地勉励大家奋发学习苏联的先进科学技术，并留下十六字赠言：责任重大，任务艰巨，努力学习，为国争光。


沈渔邨最初到苏联是学习抗生素方面的知识，但1952年，在莫斯科第一医学院已学习一年的沈渔邨接到了国内的通知——由于国内奇缺精神病科的医生，上级让她转学精神病学。沈渔邨服从组织安排，转到莫斯科第一医学院的精神病科改学精神病学，从此她在精神病学领域奋斗了一生。


40年后，有人问及沈渔邨：当年在苏联被提出改换志愿时，有什么想法？她淡淡地说：“我没有更多的想法，我觉得人民的需要、祖国的需要就是我的志愿。人民用小米养育了我，我要为人民的利益去工作。走了研究精神病学这一步，我一直没有动摇过。”


学精神病学对沈渔邨来说，是一个新的挑战，虽然在北京大学医学院学习时，学校里也曾讲授过精神病学知识，但毕竟不成体系，她还需要自学精神病学方面本科的课程。




1955年8月，沈渔邨从苏联莫斯科第一医学院毕业，获副博士学位。论文题目为《有关强迫状态的治疗及病理生理机制》，部分内容发表在1959年的苏联精神病学杂志上。同年9月，沈渔邨荣获斯坦汉诺夫突击手奖（Stakhanov），以褒奖她的勤奋和优秀。


迎难而上硕果累累


1957年5月，上海《解放日报》报道了使用氯丙嗪（氯丙嗪是吩噻嗪类代表药物，为中枢多巴胺受体的拮抗药，具有多种药理活性）治疗后，电影女演员周璇即将复出的消息。沈渔邨的第一反应便是：氯丙嗪改变了大脑的生化反应。


这种猜测，后来便成为她从事精神药理研究的起始点。


1962年，沈渔邨在国内首先建立了“精神（神经）生化研究室”，开始探讨神经介质与精神疾病及精神药物的关系，以及神经介质在精神病理及精神药理中所扮演的角色。两年后，由张文和和沈渔邨合作撰写的有关“5-羟色胺”的论文发表。


1973年，北医三院恢复了精神科，沈渔邨被推选为精神科主任。


1974年6月至1977年2月，沈渔邨从我国社会文化、卫生系统的特点出发，在北京市海淀区11个公社，19万农业人口中开展农村家庭社区精神病防治的试点工作。


为了及时反映建国以来我国精神病学发展和防治工作的经验，推动我国精神病学的发展，在沈渔邨的倡议和组织下，1978年3月，由沈渔邨任主编，北医三院精神科医生与国内有关兄弟院校共同编写了《精神病学》大型参考书第一版，并于1980年10月正式由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这本书成为了许多医学院校精神病学的指定参考书，对我国精神病学的教育发挥了重要作用。


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大门终于再次向世界打开，中国的学术界再次与世界有了联系。WHO（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世界卫生组织）开始对中国很多学科给予资助，其中也包括精神病学。


1979年3月3日，56岁的沈渔邨作为访问学者远赴丹麦、英国、瑞士的精神病学研究机构参观访问学习，并在英国接受了WHO的培训。7个多月的奔波，沈渔邨走过了一家家单位、机构，对国际精神病学和精神卫生工作的现状，有了清楚的认识，也深深地感受到了中国与世界的差距。


从国外访学归来后，她下定决心要成立“精神卫生研究所”。1980年，在沈渔邨的邀请下，时任WHO的副总干事兰博和精神卫生司司长N.Sartorius来到中国，他们也提议成立“精神卫生研究所”，并建议以此为中心开展工作。1980年3月，经卫生部和北京医学院批准，北医三院精神科独立建成北京医学院精神卫生研究所，这是一个集医教研于一体的独立机构。


精神卫生研究所成立3个月后，就与WHO共同举办了第一个研讨会“WHO/北京精神疾病流行病学学术讨论会”，这次研讨会历时2周，对中国国精神病学的发展具有开拓性意义。


这次研讨会结束后，沈渔邨便开始着手推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范围的精神病流行病调查。1982年7月1日，由东北、华北、华东、华南，西南以及西北六大地区12个单位协作的大样本精神疾病流行病学调查完成。这也是1949年以来，第一份科学地反映我国精神疾病流行状况的完整资料，为国家制定精神卫生政策，提供了依据，提高了我国精神疾病流行病学的学术水平。




1986年，沈渔邨被挪威科学和文学院聘为国外院士。同年5月，她应邀参加了在美国得克萨斯州达拉斯（Dallas）市举行的第138届美国精神病学协会的年会，并进行了特邀发言。


她介绍了在国内的研究成果：全国12个地区精神疾病流行病学调查的方法学和资料分析、抑郁症的神经生化研究等，并提出自己的看法。


沈渔邨的报告引起了强烈反响，受到了与会同行的高度评价。




1990年12月，沈渔邨被美国精神病学协会聘为国外通讯院士；1997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2004年，沈渔邨已81岁高龄，不再从事研究工作，但她并没有因此而停息。


她说：“21世纪是‘脑’的世纪。据WHO的预测，21世纪的精神科十分重要，在10种造成社会最沉重负担的疾病中精神疾病占了4种，其中抑郁症排名第二。精神疾病的总负担将占全部疾病负担的四分之一。生物—心理—社会的新的医学模式的出现，必然会对医学研究产生重大的影响，精神医学也正在逐步受到医学同行及社会的关注和被赋予新的认识。这是我们的一个机遇。”




（文：胡颖翀，原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本文图片来源于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