唱 春

仙仙

        　　　　社会的发展不断促使新事物产生，也让一些旧事物渐渐退出历史舞台。
　　　　出现的新事物，大家知道，有的和我们关系密切，像上网，像做美容。有的和一部分人关系密切，像小姐。这些新生事物带给我们的有利也有弊。
　　　　上网，农村上七八十岁的老人可能比较陌生。其他的人，没有不接触，不熟悉的。它有利也有弊，年轻人都欢迎。大多数的父母，特别是那些孩子还小的父母说起上网，就头痛生气，恨不得叫政府现在取消了网吧。其实网络没有错，错的还是我们人，传播到网上的内容，不讲道德，不讲社会效益。孩子上网有瘾，与大人监管不到位也有关系，恨网络是没道理的。
　　　　可能有人说，小姐解放前就有，不能算新生事物，只不过改头换面用另外的名称出现，比过去普及的范围广，面宽罢了。工作的实质是一样的，所以最多只能算是沉渣泛起，死灰复燃。也对。
　　　　可见社会的进步，带给我们的也不全是好的方面，甚至是毁灭我们社会的东西。然而，旧事物的消亡却往往是我们社会进步的标志。尽管这些旧事物为社会的发展做出过贡献，给大家带来过欢乐和痛苦。譬如——唱春。
　　　　唱春，简单地说，就是用说唱的形式，告诉人们一年二十四节气在某月某日。提醒人们根据节气，及时种植农作物。还预测了明年是否风调雨顺，庄稼是否获得丰收。唱春的人叫春官，年龄一般都在四十岁左右。每次唱完春，他们就给这家人一张《春贴子》。
　　　　《春贴子》是麻纸的印刷品。麻纸的质量很差，有的地方能从这面望见那一面。印刷的工艺粗糙，好些字迹看不清楚。用的是雕版印刷技术，雕版的人字写的不怎么样，扭七列八，不过很认真，笔画一笔一画清清楚楚。雕刻的技术也不高，字的笔画粗细不一。
　　　　《春贴子》最上面正中印着“某某年二十四节气”。接下来有竖排的三行，第一行是月份的大小（《春贴子》采用的是农历纪年法）第二第三行写的是某月某日是什么节气。中间横排着两句话“一人共饼，二龙治水”这两句话中的“一”“二”是变化的，可能是“一、二、三、四”几个数字中的一个。下面，用少半张纸印着一幅画，一位戴着斗笠的农夫，微微弓着腰，一手执鞭，一手扶犁，两眼注视前方，认真地犁地。犁底下，一头健壮的耕牛吃力地拉着犁。在我的印象中，这幅画很生动。现在不知道谁的家里还留有《春贴子》，说不准过上若干年后，它成为文物，能买个大价钱。《春贴子》一般贴在门口显眼的地方，一来方便自家看，二来也方便后来的唱春人看，知道这家已经唱过了，不用再去了。
　　　　我国的汉代，政府非常重视农业生产。每年的春天，各郡县的长官就派人深入乡村，宣讲农时，劝农耕作。这些首长们自己还深入基层，检查督促他们的工作。二十四节气在战国时代就基本定型了，在农业生产中开始发挥重要作用。汉代的这些政府官员宣讲的内容和形式应该和现在春官唱的差不多。这个制度在我们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农业大国，为促进农业生产，保障农业有较好的收成，是起到了一定作用。在历代都应该有所继承和发展。我想，春官和他的先人们，就是继承这一传统，为我国的农业生产做出贡献的人。他们应该在历史上留下浓重的一笔。让后人铭记住他们的功绩。
　　　　唱春的都是西和，礼县一带的农民，农闲了，搭伴出门唱春，讨点生活。跟农民出门搞副业一样。唱春是他们的传统副业。是他们祖祖辈辈一代一代相传下来的手艺，就像我们这一带的藏族同胞下川一样。他们的祖辈在我父亲小的时候就在这一带唱春了。那时候还是解放前，中国的农村落后，交通不便，信息闭塞，一年什么时候种庄稼什么时候收庄稼全根据二十四节气进行。那时《春贴子》就是人们的日历，太阳就是人们的手表。所以人们都很欢迎尊敬唱春的人，把他们当做福音。是啊，“人误地一时，地误人一春。”“民以食为天”，弄不好是要饿肚子，闹饥荒，出人命的，谁敢马虎。听父亲说，唱春的人很敬业，把这当做一项神圣的事业。穿戴也有讲究，他们头上戴着一顶系红丝带的黑色礼帽，胸前挂着一只木雕的春牛，牛头上系着红绸子。不像现在的春官，邋里邋遢的，哪儿有点给人家带来喜庆的样子。一看就是借唱春来要面的。在父亲小时候，如果谁的家里穷，给不起一碗面，有的春官还会倒贴碗面给他家。他们看见门口的《春贴子》，知道这家已经唱过春了，人就不进去了。他们就是为了唱春，劝诫人们辛勤耕种，别误农时。至于收入的多少到在次要。那时候家家都把“春贴子”当做宝，一年根据它安排农时，春耕秋收。
　　　　唱春，二十来岁的人大概没有印象了。我们小时候年年要经历好多次。春官两人一组，穿的和我们当地人没什么两样，若不是他们身上的褡裢和手里的那根打狗棒，都会以为是遇到邻村人来谁家串门子了。他们穿着打满补丁的粗布棉衣，上面沾满了灰尘面粉油污，脏兮兮的，分不清楚是蓝色还是黑色。一张消瘦的皱纹纵横的苍老的脸，让人一看就知道他们这一年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罪。头上戴着一顶戴了不知几十年的火车头帽子。每人肩上都搭着褡裢，有的空空的，有的里面盛着十几斤或二十几斤面粉，（白面，玉米面，荞麦面混合的面粉）沉甸甸的。手里拿着一根一人高的粗大的木棍。走乡串户的人都拿着这样的一根棍子，那是他们专门用来对付狗的，当然遇到了坏人，也可以自卫。他们样子有点怕人，刚见到，胆小的孩子就恐惧地藏到父母背后去了。见过几回他们唱春的孩子，知道是唱春人来了，于是放开喉咙喊起来“春官来了，春官来了”，听到这个消息的大人小孩，就传给周围的人们。于是家家户户便做好了要么迎接要么拒绝的准备。
　　　　我小时候，每年立冬一过，第一批唱春的人就来了。这些春官很受人欢迎，几乎家家户户大开大门等待他们的到来。这时候日历已经普及，好多漂亮年画的下面就印有日历。那一天是公历几号、农历几号，星期几都清清楚楚，二十四节气的那一日下面，都用红色的小字注明“立春”或者是“谷雨”什么的。有的人家还用像厚厚的书本似的，一天撕一张的日历。那上面的内容就更丰富，详细了——简直是一本普及生活小常识或者劳动常识的书。比“春贴子”好看也好用多了。此时，唱春已经失去了它存在的意义。人们欢迎他们，现在想来大概是因为那唱词透露出的喜庆和吉利。据说第一次来家里唱春的人会给这家人带来好运气的。
　　　　在小孩子的眼里，春官很不懂礼貌，常常让主人家手忙脚乱。他们不管人家家里在干什么，有没有空闲，一只脚还未踏进门就唱：
　　　　我们的春官……
　　　　…………
　　　　我们的春官不要米
　　　　要了米了背不起
　　　　我们的春官不要面
　　　　要了面了不好看
　　　　给我们春官给点钱
　　　　我们春官好过年
　　　　我们春官不喝茶
　　　　喝了茶了眼睛麻
　　　　我们春官不喝酒
　　　　喝了酒了光惹狗
　　　　…………
　　　　打发打发快打发
　　　　串了头家串二家
　　　　背着褡裢拄着棍子，摇头晃脑的，样子很滑稽，常惹得孩子们哈哈大笑，春官们却似乎充耳不闻，专注地唱着，声音很大。他们的唱词比较长，要四五分钟。用的是方言，好多词听不清楚，我只能听清楚记得住这几句，可能是说不要面只要钱，可谁家给的面他们也没有拒绝，如果谁家不给，他们反而不走，站在那儿两遍三遍地唱：“我们的春官……”直到主人家给他们面为止。几乎是有点耍赖，所以印象特别深吧。这几句前面的唱词，我问过老人们，他们也记不清楚了，大概是宣讲记住节气，及时从事农业生产的意义和对人们明年美好生活的祝福。
　　　　春官唱的曲调很好听，和我们当地的社火调子接近，舒缓、优美很抒情，虽是二重唱，却整齐的像一个人唱的。跟我们当地人唱的社火曲子比，平心而论水平高。现在和我同龄的好多人还能哼出几句来呢。他们两人在音高，音长，停顿各方面都协调的很好，看得出为了唱好春，之前下过大工夫。听他们唱春就是一种享受。虽然跟现在的歌唱家比他们是非常廉价的艺术家了。可是在肚子都吃不饱的时代，谁还有心情享受这些民间歌手的美妙的歌声呢。物质的需求永远是第一位的。“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古人的这话说的太妙了，抓住了人性的实质。
　　　　春官唱完了，热情的主人一边让孩子们把“春贴子”贴在门口显眼的地方，一边请他们坐下喝一杯热茶，抽一棵兰花烟。聊聊家常。然后大方地给他们每人一碗白面作为酬劳。那时候家家生活紧张，好多人家吃不饱肚子，经济就更拮据了。所以给面的人多，给钱的人少，每人一碗白面是很高的报酬，赶得上现在白领的收入了——人们外出打工一整天挣的钱也就卖二三碗面。到了吃饭的时间，无论谁家都会很客气的留他们吃饭。一般情况下，春官们是不会坐下喝水抽烟的，酬劳到手，客气几句就走了。他们还要多走几户人家呢。
　　　　父亲不识字，春官一走，就问我们：“今年是几人共饼？几龙治水？”听到是一人共饼，四龙治水时，父亲就眉开眼笑的很高兴，好像来年的风调雨顺，五谷丰登老天已经铁定了，不用担心。听到是三人或四人共饼，一龙或两龙治水时，父亲就满面的忧愁，唉声叹气，仿佛饥荒就在眼前。我们却不以为然，想起听过的“一个和尚有水吃，两个和尚抬水吃，三个和尚没水吃。”的故事，总以为父亲弄错了，三条龙、四条龙你靠我我靠你的，怎么能保证风调雨顺呢。在我们现实生活中，不就这样吗，有些事，管的人越多，越没管好。父亲比较迷信，腹诽神灵的话是不能当着他的面说出口的，只能宽慰他说那上面的话不一定灵验。人定胜天，只要大家好好劳动，明年的生活一定丰衣足食，日子过的红红火火。
　　　　后来的春官往往没有第一批春官们运气好，凡唱过春了的人家，大都不待见不欢迎他们。是啊，在生活紧张的那个时代谁愿意用白花花一碗一碗的面换一张张又难看又没用的《春贴子》呢？听到又有春官们来了，有的人家就关了门静静地坐在家里，多数的则全家到外面晒太阳或找人说闲话去了。不知道的人家就自认倒霉，只好让春官再唱一遍，收一张《春贴子》，然后又给两碗面了事。（这一次面的质量和数量就都大不如前一次了。）唱了三遍四遍过去，耐心小的人干脆不让春官进门，甚至疾言厉色地呵斥：“没看见我家门口贴了三四张《春贴子》吗？还唱什么唱？”有的甚至把他们往大门外推搡。春官们都不为所动，不让进门就不进了吧，站在门外一本正经的唱开了：“我们的春官，……”他们那种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固执，常常弄的主人家没脾气，最后极不情愿的乖乖的把面给他们。有的干脆就不让他们唱，随便给一点面打发走了，比打发乞丐还随便。
　　　　春官们来了，他们后面总跟一群嘻嘻哈哈凑热闹的孩子，那里面就有一个我。所以这样的场面见的很多，我每次都觉得尴尬之极，私底下暗暗责怪我们的邻居太刻薄。为一碗面至于这样做吗？我曾偷偷地注意过春官们的脸色，他们居然脸不变色心不跳，可能这样的事经的太多，心已经麻木，不知道什么是羞耻，什么是屈辱了。“哀莫大于心死”，我虽然小，却从他们身上深切地感受到心死的悲哀，那屈辱想起来都叫人心酸。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吃那面做的饭的。是否是和着眼泪吃下去的？他们的妻儿知道了这一切后会是什么样的感受？后来上初中的时候学习孟子“不食嗟来之食”的故事时，我又想起了这一幕，觉得孟子的说教是这样的苍白，人在巨大的生活压力面前，尊严实在是算不了什么的。当不了饭吃，当不了衣穿，更解决不了家里嗷嗷待哺的孩子咕咕叫的肚子。除非他们一家都不活了。
　　　　第一批春官来过后，各家的大人就叮嘱孩子们说，春官来了到家里说一声，大人们也这样互相叮嘱。仿佛春官是洪水猛兽，必须严防死守。母亲也这样嘱咐我们。不过万一家里有人，春官来了，母亲对待他们是很客气的。有一回我打算不让他们唱了，随便给一点面打发走，母亲制止了我，很客气的请春官唱完，给了面走了。母亲说，不是家里日子没法过了，谁愿意吃这口饭。唱完了，给他们面，大家都心安理得，这是他们的劳动所得，不能盛气凌人像施舍似的。近几年常在街上遇到说丢了钱没法回家，或者说遭人抢了，孩子没有饭吃的人，向我讨要一碗面钱，或者几块路费，我总是大方的给他们一碗面钱或者几块路费。妻子知道了就笑话我说被人骗了，被人骗了我也愿意给。为啥？心安。这时候我多半想起了春官，想起了母亲说的这番话。要是没有天大的困难，谁愿意开这口呢。人都想有尊严地活着。
　　　　每年，从十月到腊月间，春官就不断线地来，防范再严密的人家，门前都要贴好多张“春贴子”。家家都不胜其烦了。唱春越来越脱离了它的本意，越来越不适应时代了。
　　　　后来，大概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吧，来唱春的人就渐渐地少了，没过两年终于绝迹，彻底的退出了历史舞台。记得在九0年的冬天，父亲就几次唠叨说，今年春官又没来了。可能在怀旧的人看来，这不是好事。然而在我，心里却是无比的舒坦，春官们不来，意味着它们生活有了着落，意味着找到了更好的工作，不愿再操这一份曾经神圣，现在却很卑贱且毫无意义的工作了。我想，从此我们再也不会看见春官，听见有人唱春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