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怎么作起诗来

仙仙

        　　这里，我以诗的形式来倾吐心声、表露情怀了。然则为何用以诗的形式呢？为什么作诗呢？答曰：此非心血来潮，乃是在“一吐为快”及诗性的境界等方面之感召下，敝帚自珍而已。
　　既如此，当将付诸于行动了。因之，从广义上看，当我埋头于探讨论文、通讯、新闻、报告文学、小说以及散文等类样式之后，便注重于探索诗的题材、形式、意境等方面的特点了。曾记得，我在写作《试论诗歌的特点》一文中，有过这样的一段主要文字——
　　“诗歌，（泛指各种体裁的诗）是一种最短小、最精练的文学样式，它是把无限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凝练到最短的篇幅里，一般都分行排列。这样，诗歌就不能平铺直叙地、面面俱到地反映社会生活，而是选取最有特征的，具有典型意义的事件或片段，扑捉诗人感受最深的情节或画面。初学写诗的人，常常易犯两个毛病，一是现实生活并未使自己有强烈的感受，而在那里拼凑诗行，还津津乐道，结果写出来的东西丝毫不能打动人心；二是现实生活并未使自己确有许多感受，但不善于选取和剪裁，话说完了，意思也表尽了。这两种毛病都是违背了诗歌要高度集中地反映社会生活这一特点的。那么，关于诗歌的感情，较之其他文体更为强烈。诗人心中的激情，应像大水滔滔而来，像火山喷涌而出；关于诗歌的语言，是想象的激情的语言……艾青在《诗论》中也说：诗人最重要的才能就是运用想象，没有想象就没有诗。不仅如此，诗歌的语言精练、形象，尽量地做到语言含蓄（但不是朦胧、晦涩）。诗贵含蓄，凝练含蓄，在诗篇中具有独创性，这是诗的可贵之处。另外，诗歌的跳跃性，往往还会给读者留下更广阔的思考和回味的天地；最后，关于诗歌的节奏和韵律，这方面在《文艺论集》中，郭沫若曾这样说：节奏之于诗，是她的外形，也是她的生命。我们可以这样说，没有诗是没有节奏的，没有节奏便不是诗。《鲁迅全集》第十卷中，鲁迅先生也曾明确地指出：我以为且内容不说，新诗先要有个节调，押大致相近的韵，给大家容易记，又顺口，唱得出来”。
　　至此，由上述一段文字看来，我对于诗，正在走向从感性上升到理性、从理论上升到实践的这一过程之中；正在寻找着我自己的语言，我自己的音色，我自己的构思，以及我自己的能够感受到的各个不相同的立体美。与此同时，我对于诗，也正在从生活的本源之中，进而去捕捉形象，挖掘思想，使之能够使自己所写出的诗趋于自然，不失个性，不落窠臼。换句话来说，就是写就应写好，写不好就应不写。把自己认为写得好的当即保留，把自己认为写得不好的当即扔掉，或者好或者不好，二者必居其一；不能介于两可之间，不置可否，既说不出好来，又说不出不好来。这也就是我当时的最完美主义主张——“二者必居其一论”。
　　然则我想，我这是在诗的这样大的花园里，不自量力地挤占了一个小角落，像忘记了天高地厚似的与之争芳斗艳，壮着胆儿似的与之相媲美，担当着滥竽充数、东施笑颦的角色。尤其是当今的快餐文化、网络文学、影视文艺大观种种，整天的充斥着人们的眼球、视觉神经，人们看都看不过来、欣赏还欣赏不过来呢。这是在干什么呢？难道是在不苟言笑吗？有没有想过有谁想知道并想看、有谁想知道并愿意看呢？而且就像最容易懂的事情恰恰是最难理解的，以最浅显的文字形成的文本恰恰是最难写的一样，自己明知道难，却为何还是硬往这难上撞呢？为何还要将所写的这些保留下来呢？
　　且先以一首我的《人生的舞台》作回答：人生、人生/辗转了一阵子/有了职业//有了位置/有了舞台//职业有着很多很多/位置有着很多很多/舞台呢/是否也有着很多很多……这些文字分行排列，言简意赅，然则从中来看倒觉得像是速写，扼要地、及时地记录了当时的某时某刻的想法和思想上关注的问题，仅是用了速记的方法开了个头，没有最后完成。我觉得并且现在还在觉得，这就是所说的想作诗，又不拉开写诗的架势，蜻蜓点水，水过地皮湿，有心栽花花却未开。但这几句却因为是当时真实的纯粹的思想流露而没有被扔掉，真实的纯粹的思想是应该要保留的。
　　再以一首《独酌》来看一下：无意间/走进了一家/“美国加州牛肉面大王”//餐厅里/一张桌子/一双筷子/一碟小菜/一瓶“金世百”/打发了这里/“异国洒馆”的时光。这几句就有如用速记的方法写的“游记”一样，记录了当时的事件，事件的时间、地点、起因、经过、结果。这是极其漫不经心的“身在曹营心在汉”的几句，看出当时的我不是为了作诗而写，倒是为了记录而作；看出我不只是为了写文而写文，为了写诗而写诗，看出倒是为了需要倾诉而写，需要表述而作，需要“一吐为快”，并且需要的是画龙点睛、不蔓不枝的效果，不需要的是夸夸其谈的文风，以及画蛇添足的笔墨，有话则长，无话则短，从中体现出是“我自己的”——我自己的思想、心声、语言、风格、体系……
　　我在写作体裁上，不大情愿和侧重于写诗，往往情愿和侧重于写的是其它方面的体裁。由于诗本身虽然是属于短小精悍的，但是有时也还是让我觉得像喝水喝得不解渴似的，觉得倒像是“小打小闹”，倒不如写点大块儿的文章，在倾诉心声，表露情怀上来得痛快些。然则世界上的事情有些却是“无心插柳柳成荫”的，不期然而然的，我在写诗这方面就是如此。我到了需要写诗的时候，也吟上几首诗，唱上几句歌，即使是到了“一发而不可收”的地步也是常有的事情。关于这一点，倒是让我记起在全国高等学校恢复招生考试的那年来。那年我报考的科目是理科，结果却被文科科目所录取，录取为师范语文专业。以至于到后来经过参加考试，又被录取并继续就学，再毕业于师范院校中国语言文学系。再以至于后来参加工作时分配到教育系统中教师职业的行列，即与中国语言文学、文字打交道的行列。今天看来，有些事情情愿也好，侧重也罢，都是无可奈何的，都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都是不以个人的情愿与侧重而转移的。有关这方面的感受，在我的《说完了》一诗里能够略见一斑。
　　相比较来讲，我是有些喜欢倾吐心声、表露情怀的这样的人，这就相应地给了我与诗打交道的一个基础。在平常所说的那种强烈的情感一上来之时，我的眼前总是充满着诗情画意，几乎是忘其所以。但手舞足蹈之时还是不至于的。然则那的确是一种进入状态之后的忘时、忘境、忘情、忘我，是一种把一切置之度外的、把自己首先感动了的那种神情，那种“置万山于几席，览千春于瞬息”的神情。有关诗歌内业的人士不是说过这样的经验之谈吗，说是无论是说、写，还是吟、唱，都应该是首先感动（打动）自己，然后才能感动（打动）别人的。
　　说到这里，难免就要追根溯源，就要想到我少年的时候来了，想到我少年时候的一些事情。少年时，家里不管是什么事务，是应该这样办，还是应该那样定，很显然在当时是需要拿出个结果拿出个打算来的。可实际上则不然，当年呢，要这一结果不行，要那一打算也不行，那么到底是应该要哪个结果哪个打算行呢？真是让人着急呵！好的主意顺其自然，不好的主意也顺其自然。最后呢，也真就是顺其自然地进行下去了。
　　也许就是因为如此吧，我当时的最完美主义主张——“二者必居其一论”开始萌发起来，似乎在当时的心理上对当时的每桩事情的顺其自然的做法有了要追问很多很多的“十万个为什么”的感觉来，这一感觉时间一长，就想要生根、发芽、出土、成长；就想要释放、展示、倾吐、表露；就想要说出来、讲出来、写出来、唱出来。这也就是说，水是有源的，树是有根的，我之喜欢倾吐心声、表露情怀和诗给予我与之打交道的基础不是没有原因的。我要“一吐为快”，不然的话，我会憋得慌。有关这一点，在我的诗歌里，有所反映出当年的我这种心理上的一个侧面。
　　在对于诗歌的常识方面，上文已经把主要的内容说了。诗歌，它常常是言志抒情的载体，以之用其把诗人或诗歌作者的理想、志向、抱负倾吐并表露出来，就是我们平常说的“诗言志，歌咏情”。然则回首当年的我，自初入小学时算起以至于后来，其表达当时的理想呵、志向呵、抱负呵什么的，常常是采用一些记叙体裁的文字，而且是经过“由看到写”这样的一个过程。看的课外书最初先是连环画册书，就是所说的“小人书”。当时家附近的“小人书”店是我常出入的场所，坐下来一看就是小半天，就像植物对阳光、水份和空气的需要，离不开也少不了似的。就这样看来看去的，就有如所说的有一种“造烛求明，读书求理”的一股劲头，这一股劲头让我在看这些书的过程之中学会了寻求，寻求那些“十万个为什么”等方面的答案。尽管当时寻求不出什么答案什么结果，这些书中的“营养”对我来说也至少是给予了我当时的一个寻求的启蒙。然则事物的发展规律就是这样，在这种寻求的启蒙当中，寻得的越是多，求得的就越是深；寻得的越是深，求得的就越是奇。我就想，少年时期家里在处理日常事务中，为什么总是顺其自然地打定着一些主意和主见呢？为什么在当年家的小环境和当年国家的大环境中，家由一座城市搬迁到另一座城市，再由另一座城市搬迁到偏僻的乡下，再后来又由偏僻的乡下搬迁到城市的郊区呢？对于这些接二连三的一连串的问题，别说是当时的我求不出什么答案什么结果来，就是现在的我让我回想起当年家的一些情况来也都是说不清的——或者说能说清也是不该我说的——我当时就一头扎进书中，相信书中有我最后要寻求的答案，最后能够助我一臂之力，拨开迷雾，驱散乌云，解开这团乱麻的疙瘩。这可以说是我初始的简单、朴素、朦胧的“志”与“情”，是我“言志”与“抒情”的素材，是成为了我作诗的本源。然则人生如诗如歌，有缘有故，其追本溯源，这又可以说是我愿意与书接触，愿意与书打交道的“书缘”的起点之一。“诗如其人”，“文如其人”，我觉得这大概就是因为与之每个人的起点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的原因所致于此的吧。在此期间，我“由看到写”，由写一些记叙体裁的文字，到写一些诗歌方面的文体。这些诗歌文体大部分体现在当时学校老师视为“范文”而在课堂上发表的我的作文里，以及体现并刊登于当时学校的宣传板报上。
　　那么尽管如此，准确一点儿说，我也不是吟着躇踌满志的诗，唱着理想、抱负的歌而从当年开始一路走来的，我是在工作时期循着我的《心中有书，目中有人》的教学方向而起步。这一方向是对我的“书缘”的最好的诠释，其中诠释并指出了“书缘”要真正“缘”在教书育人上，要真正“缘”在教学相长上。有关的歌词中就这样唱道：“栽什么树苗结什么果，撒什么种子开什么花。”而工作时期的此时此刻，我的真正的“书缘”的树苗结了果，“书缘”的种子开了花，“书缘”的精神正一路指引着我寻找着教与学的诗，寻找着教与学的诗的意境以及诗性的境界。在这方面，我写的一些诗歌里，可以说多少有我这一时期的思想流露。
　　然则我就仿佛受着什么影响似的，总是寻求着一种“大意境”、“大境界”，总是显得宛如人一出生就有这种本性似的“独上高楼，望断天涯路”、“终不悔，消得人憔悴”——这倒是遵循了那句话，就是：“大凡一个人要在某一个领域、事业、学科、科学技术上获得成功，在经过比较、分析、选中目标后，没有执著的追求是万万不行的。”如果把这句话换个相同意思的说法，那就是俗话说的要达到“撞了南墙也不回头”这样的地步。于是，我就开始“独断，彻底的独断”，“独断”得认为做什么事情都不能翻来复去的，何是“追求”，何是“不追求”；何是“好”何是“不好”，终究得有个答案有个结果有个选择呵。“追求”与“不追求”、“好”与“不好”二者必居其一吗，不能位于二者之间吗，不能“中庸”吗。于是，我的这一“独断”便无时不在地左右着我，有如我的《自画小像》里所白描的那样。再于是，我就问我自己：我到底想要什么想干什么想做什么呢？我于心中涌动与寻求的是哪一种“大……”呢？我除了我当时的最完美主义主张——“二者必居其一论”以外，还有什么言论、立场、观点、对策、办法呢？为什么搞这种“极端”呢？我问着，同时反省着，反省我当时的“主张”与“论调”萌生于当时的现状当时的历史当时的成因条件之下，存在着的简单化、绝对化、主观片面化的痕迹显而易见，其“主张”与“论调”不是什么不易之论，且没有通过及时地运用而被及时地上升到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循环往复的过程的高度，指导和左右不了当时的以至于后的有关事情的运作，其大前提不周延，又怎能有一个周延的小前提和周延的结果呢？怎能不在“执著”地寻求一种“大……”的过程中、不在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的搏斗之中终至于挺立不住呢？怎能不在没有正确思想的理论指导当中一步步地“撤退”呢？
　　然则无论是如何地问如何地反省——即使问与反省出“十万个为什么”，且成为了事后的诸葛亮——当时的现状当时的历史当时的成因所反映出来的也是当时的我呵！也是当时的我的思想之“根”，也是当时的我的思想之“源”呵！也是我的《我做•我说•我想》中的我要说的没有答案的最好答案、没有言论的最好言论、没有办法的最好办法呵！
　　说到这儿，该结束了。需要再次强调的就是我自身在倾吐心声、表露情怀以及“一吐为快”上，不是或者说不完全是全方位地以诗歌之形式为其载体，可却要在这里按照如此要求来加以展示自己的诗歌，这未免显得有些尴尬，然则也只好这样了，何况终究怎样来加以评价，怎样“一锤定音”，这不是不置可否的事，而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结果。想一想，说不定有哪一天哪一些人看了哪一首之后，会这样地说一声：“行，挺有见解的……”；抑或会这样地道一句：“哎哟，你瞧瞧这诗……真是的……”那么，这也就够了。应当看到，世界上是什么事情都是会发生的，发生之后有些会是按照事物发展的规律及遵循相关的条件而物及必反的，会向着相反的方面转化的，不是好的方面转化成不好的方面，就是不好的方面转化成好的方面。在这里可以简单扼要地这样说，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这就是辩证唯物论认识论的知行统一观。而世界就是这样的奇妙，天地就是这样的奇妙，这在无数次的亲身的社会实践中也早已证明了真的会是这样。要使之记住不亢不卑；使之记住良药苦口利于病，衷言逆耳利于行；使之记住不愤不启，不张不弛……一言以蔽之，也就是说在这里应该修正一下我当时所谓的“二者必居其一论”，并且是到了醍醐灌顶的时候了。应该是做任何事情，是既要看到它的正面，也要看到它的反面。正面与反面是事物的两个对立的矛盾方面，是事物的矛盾法则，即对立统一的法则。这一法则告诉了我们，事物的两个对立方面在具备了一定的条件之后，方才向着相反的方面为之转化。
　　好了，收笔了——有些话也不是仅在这里就能够说完的——不管怎么说，我们都是在人生之路上从头走来，应该说都是这样的，都是该辉煌的“辉煌”了，该风光的“风光”了。我将我的一首《提起了从前》权且附在最后吧——
　　好汉不提从前/请将酒杯斟满//然则未等以酒助兴/就又提起了从前//从前有许多往事/今天看来/成也辉煌/败也辉煌/人生何时不风光//今天的心态/怎能等同于昨天的心态/今天的故事/怎能重复于昨天的故事//昨天的往事/已成为遥远的从前/遥远的从前/已成为明亮的镜子//就带着这面镜子/轻装上阵吧/且斟满一杯酒/为我们壮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