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心菜之殇

仙仙

        　　早些年，包心菜，是我们这农家冬季里的主要经济作物。
　　包心菜，个大，结实，性重得很，六、七棵就有百十来斤。像我家这样有着八口人的大家庭，一棵也够吃上三四天的。吃法也简单：饭锅上一蒸，吃时将菜叶瓣撕成条，淋上些许酱油一拌即成，或者就拿自家酿制的豆瓣酱蘸了来吃，当得餐桌上大半个冬季的主角。考究一点的，则大多是切了块用菜油炒；而能放上一把蕃薯粉丝，和一两块肉骨炖成汤，却是待客时也难得一见的上等佳肴了。但它性淡，就算这样，吃起来依然没味。这一点看人家韩国拿它做的泡菜里厚厚腻腻的辣椒粉就知道了。所以在我们村里，虽种得多，爱吃的人却是鲜见。
　　附近村估计也一样。所以每到收菜时节，河道上走的，多是满载了去城里卖的船只。近的去县里，远的就送到杭州上海了。
　　包心菜这东西，我虽不喜吃，却也不讨厌。可它惹出的事，就像我用橡皮擦去做错了的题一样，字迹没了，印痕却永在。它驻住在我的记忆里，硬扎得很，怎么也抹不去。犹如揣进衣袋里的一截铁丝或竹签，时不时地就会刺穿了袋子，从里面抻将出来，在我不经意的时候，戳破我的手，刺痛我的心。
　　那一年，我在湖州读师范。班上有个俞姓往届生，比我们大了四、五岁，自称来前开小店，做过几年讨价还价的营生。这大概是真的。因为同学里头，只有他，说的做的常常跟钱纠缠不清。也只有他，班里还鲜有人骑上自行车时，是在众人的惊羡目光里带着一台上海产的海鸥135来读书的。
　　我们的学校实在是小，称大学叫人有点汗颜。我们的教室是一间堆放杂物的仓库腾的。记得我的座位前还有一根粗实的木廊柱，黑板是前边靠墙用两个木架支起来的。教室旁边是楼梯间。不过，与一般楼梯间里放放拖把扫帚的毫无戒备不同，这里常年一把挂锁守门。后来，俞同学神秘而兴奋地告诉我们，那是一间地地道道的冲洗相片的暗房！洗印设备一应俱全。“我们搞个摄影小组吧。”说这话时，他的眼睛里放着光。
　　于是我昏了头，在家里仅有一台收音机的时候，我的菜金只有十七块一个月的时候，居然决定加入俞同学的摄影小组。信是在揣磨了两三天后寄出的，内容只有一个：为让大家多学门技术，学校成立了摄影兴趣小组，我决定参加，但得有台相机。凑合凑合用的，大约一百二三十块一个。回信很快，是父亲亲自写的，说支持我的决定。但我收到那笔钱，却是隔了好长一段时间。那阵子，我几乎天天到收发室门口的小黑板上去找，看有没有自己的名字在上面。收到那笔钱后，我请俞同学帮我挑选了一款店里最便宜的135相机，一百二十多块钱，东方牌，也是上海产的。
　　放寒假，我回到了家里。家里还是老样子，没什么两样：母亲的每根手指的每个关节处、每根指尖上，都缠着一圈白胶布。胶布一天一换。父亲也一样。每天吃过晚饭洗罢碗筷，母亲都要把那张半个丝巾般大小的白色医用胶布拿出来，就着昏黄的灯光，细细缠贴。一道道深深的口子，血赤津津地让人不忍目睹。确实，不缠上胶布是没法干活的。我知道，那都是叫西北风咬的。这时候，母亲撕胶布条的滋滋声，听着比屋外呜呜怪叫的西北风更搅人心烦。唯一的变化大概要算二姐：往年也略显干裂的左手上，长满了冻疮，溃烂的指根处用白棉布裹着，整个手掌肿得像一只发足了酵的馒头。问她，她说“天冷呗”。问急了，才说是冻的。今年雪下得早，起菜时，正好一场大雪盖上了。菜是一棵棵从雪下面掏挖出来的。我默然了，我知道她没有皮手套，白纱手套满是眼窟窿，不顶事。她说，那一季，包心菜价钱还算可以的，大约一棵五分钱。一百二十多块钱，就是二千五百来棵包心菜，队上的五吨水泥船，该装冒顶的两船了吧！我默默地计算着。这道简单的算术题，算得我头昏，算得我心痛！
　　寒假上去，我已经无心跟着俞同学捣鼓洗印了，我觉得自己摆弄不了那个东方135了。整整一个学期，我都把它摞在箱底，没动它。暑假时就留在了家里，以后再没用过它。
　　但无论如何，包心菜，我是难以下咽的了。
　　如今，二十多年过去了，包心菜也终因了它那寡淡的口味吧，村里再没什么人愿意种了。走进地头，难得在哪个旮旯里会看到几棵。这番景象倒让我心安了不少。其实，私底下，我还真愿意在餐桌上也尽量减少和它的不期而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