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定命运的关键年

仙仙 · 发表于 2013-4-19 13:37:51

　　在“文化大革命”和“四人帮”横行的时期，我的小学、初中基本上是蒙混而读的。“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当时的中国走的是“政治挂帅，又红又专。”的道路，知识分子是“臭老九”，只要政治坚定、作风过硬，一切皆万事大吉。王、张、江、姚“四人帮”上台后，大肆鼓吹张铁生“交白卷的英雄”论，此时的知识分子受到严重的打击和迫害，初、高中的三年学制缩短为两年。
　　“霹雳一声惊雷响，驱云拨雾见太阳。”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宣告结束，1976年粉碎“四人帮”，1977年恢复高考，确立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中国又按正常的秩序运行，万众欢呼，举国同庆。1978年7月我在枫江中学高中毕业，第一次参加高考失利，成绩很不理想。17岁高中毕业的我，无所事事，什么也不懂，农活又不愿干，整天精神空虚，游手好闲，因此才有下面如此不平凡的经历和处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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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8年的暑假，我与同村同届的高考失利者和根、河根、火根一起参加本村生产队“双抢”农忙季节的劳动，我等禾割得慢且腰痛；谷挑不起要多歇肩；犁、耙田难度高不会做；我们只好干些简单不很累的活：踩打禾机打谷，绑禾杆、担禾杆上山晒干等等。时任村会计的年丰哥是老牌高中生，算盘打得噼呖啪啦响，家族大，威神高。他戏谑：“四人高考同落榜，戴副眼镜搞农忙。烈日高照晒脱皮，书生汗水肥土壤。”逗得全村正在做事的男男女女发出阵阵“嘻嘻哈哈”的尖叫声，并风言风语的议论开了。我等四人无言以对，羞愧难当。如果此时地上能裂开一条缝，我们都会钻下去的。
　　同年9月1日开学，我等四人皆到枫江中学报名插班了，与应届高中毕业生混合在一起学习。我仍然补习理科，“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当时指导思想，始终萦绕在我的脑海、根深蒂固、不可动摇。
　　枫江中学离我家7里路远（按小路算的），她是建筑在坪州大队的黄土山坡上，西连阜田镇，东接吉水县城。校园设施齐全，教学办公楼5幢，师生宿舍3幢，一个操场，一个食堂，一栋厕所，占地面积约1000多平方米，全校20多个班级，分初中和高中两大部，师生1000多名，教师队伍庞大，教学质量名列前茅，仅次于吉水中学，列全县第二位。曾培养和造就了浙江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中国政法大学等多名重点大学的学生，名震四方。但好景不长，几年后高中部被上级撤销，只设初中班，好的老师都进城被调到吉水一、二中工作了。自我到吉水二中补习离开后，至今再没到过枫江中学，她是我的母校，我在那学习、生活了四年，令我终生难忘。再见了，枫江中学！永别了，我的母校！
　　枫江中学当时的学习风气很浓厚，教师苦口婆心的教，学生孜孜以求的学。一周只休息一天半的时间，后来读补习班时，连礼拜都不准歇息了。一个礼拜我只回家一次，星期天备菜一把缸，一般为萝卜干、霉豆腐、剁辣椒等久吃不易坏的没油的菜，一直吃到下周星期六下午才回家歇礼拜、渡周末。我家困难，哪里还有这么好的条件带新鲜的菜去读书。
　　70年代的农村，能够让子女读到高中毕业，就是很不错的家庭，何况是去复读，就更难能可贵了。别人家的孩子多数初中、高中毕业后，就改行学手艺赚钱维家了，我倒好，不但没去学手艺减轻家里负担，反而读补习班继续增加开支，一个学期的学费、生活费、杂费等大概要50多元，钱从哪来？父亲被我三叔打伤致残不能劳动，母亲也老迈多病，没办法，只好向亲戚借钱借粮，以缓解燃眉之急了。学校食堂伍分钱一碗的蔬菜，一毛伍分一份的猪肉，我都不敢去吃，真是穷困到了极点。古言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早懂事。”为什么我还处在懵懂的状态，还有什么理由去阿混度日，更无条件不努力学习、刻苦读书了。时间过得真快，第一年的复读学习结束了，我第二次参加高考，照样的名落孙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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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9年9月1日，我和河根弟又到枫江中学报名插班继续补习。同村的火根去学手艺赚钱了，和根兄顶替父亲上班教书了。我是19岁的后生，不但没为家减轻负担，也没为父母减少压力，反而给原本摇摇欲垂的家庭以雪上加霜的重创。我的小妹只读了一、二年的书就辍学了，只好提前于家务农，并做些贩鸡、鸭蛋等的小买卖到枫江圩或吉安市卖，所赚小钱贴补家用。父亲伤残，母亲多病，村里按劳力、出勤率、工分的多少发放粮食和农作物，少得可怜的劳力和工分报酬，如何能维持全家的生活和我读书的较大开支，自然是收不付出了。还是没办法，母亲只好硬着头皮再向外村的同母异父的哥姐借钱借物，可借的地方或可借的人，基本上借遍了，已经没人敢借给我们了，因为短期内是没能力偿还的，还是哥姐念在亲情的份上，才肯再借给我家。
　　因初中未开设英语课程，我肯定成绩不好，如果报考大专，英语成绩计入总分的百分之三十。我是穷家子弟，又是补习生，为了早工作早甩掉包袱，我只好报考中专。尽管我夜以继日的学习，并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但第三次的考试总分只有314分，离最低中专录取分数线318分还差了4分，仍被录取的学校拒之门外。
　　又是一年的农忙时节，锄草填猪栏，担水浇菜地，打禾挑谷，担杆上山晒干等苦力活，我样样皆不含糊。同族的叔婶见我人高马大，力气过人，就对我母亲说：“侄子大了，书读得多，但没考上，而你家穷负担又重，不如帮他请个师傅去学木匠。”某日中午，母亲弄好了一些酒菜，我刚进家门，一个陌生人站在面前，母亲说是为我请的木匠师傅，未待我开口，师傅就抢先说：“四肢发达、书又读得多，真是做木匠的好料子。”我还是沉默不语，但他以为我同意了，笑眯眯的喝酒吃菜甚是满意。待该师傅吃完回家后，我对母亲说：坚决不去学木匠，今年考试只差4分，不能半途而废，我很不甘心，让我再补习一年，一定考上。母亲责怪地：“你父亲当村干部当穷了家，而你读书也读穷了家，实在无力再供你读书了，还是去学手艺吧！”我斩钉截铁地回答：最后补读一年，没钱我亲自去借，再也不劳驾老母亲自出马了。父亲在旁边坐着，能听懂我们的谈话，只见他嘴巴稍稍张合，念念有词似的，但我还是没听清父亲的话，他的眼里噙满泪水，表情也十分痛苦。好像是说：“儿子对不住了，老爸无能，再也帮不了你……”父亲呜呜咽咽的哭了。我和母亲也潸然泪下！
　　1980年的大年初三，是我村祖传的“亲戚同聚”的喜庆节日。表姐夫李某乘酒后人多机会，对我父母说：“表弟的读书，就好比农家厅堂的顶梁柱一般，要选木质好的、大而长直的做材料，否则是枉费心机。”也许父母和客人没听懂，但我是补习两年的高中生，自然明白此话的意思：他是告诫我父母要看自己的儿子是否为读书的料子，如果不是，就赶快让我改行学手艺，早赚钱早减轻家庭的负担。尽管这话我很不爱听，但对我以后的学习、动力和决心等，将起到极大的鞭策和激励作用，我心里暗想：再补习一年，若不考上，誓不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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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0年9月，受同学的影响，我不再到枫江中学复读了，决定转学去县城补习。毕竟是县城的二中，师资力量雄厚、环境优美、学风纯朴。校长亲自教物理，教导主任教化学，尤其政治老师见多识广、知识渊博、经验丰富，听他讲课如听故事一般，特别有味。
　　吉水二中是新成立的，只设大专和中专两个补习班。其中中专班70余人，大部分为农家子女，又是几次落榜的补习生，中专不考英语，这就大大增加了复读生的录取率，为早日考取中专早参加工作，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
　　我的数、理、化成绩一向较好，只是语文很差，尤其政治更拖后腿。该年报考中专，理、化合并为一科100分，所以我主攻政治和语文科目，每天6点钟起床，到学校后面的河边树下背诵政治，特别是时事政治；上课时认真听老师讲课；晚自习时完成其他课程的作业。
　　“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因读书更吃苦耐劳、早起晚睡、方法得当、老师教得好，我自然就有成竹在胸的感觉了。7月份考试一结束，我就知道自己这次如愿以偿了，我估分320分左右，最终考试成绩揭晓：政治73分、语文64分、数学96分、理化82分，总成绩315分，后来我被录取在江西财务会计学校。必须说明，政治能考到73分，但全地区最高者80分，这其中有我的汗水，也得益于周守规政治老师的教导有方，在此特别感激他！
　　考试完毕后我兴高采烈的回家，才踏进家门，母亲焦急地问：“这次考得怎样？”我赶紧回答：请母亲放心，肯定考上了，只是有可能录取师范或煤炭学校。母亲热泪盈眶地：“考到了就好，只要不回家作田就可以，我们家的生活从此也有希望了。”我仔细打量着母亲：白发苍苍、眼角和面部爬满皱纹、衣衫破旧、手脚颤抖。母亲真是老了，身体也差，患有胃病，时常痛得在地上打滚。
　　1983年8月我江西财校毕业，被分配在吉水县税务局税政股工作。至今工龄30年了，由一位风华正茂的青年，变化了一个老态百出的老者。尽管经过多年的拼搏和磨炼，仍未获得任何职务和功名。但现在一年几万元的工资收入，以及不再被吃、穿、住等逼得劳累奔波、愁眉苦脸的窘境，却也着实弥补了我的不足和缺陷。来之不易的工作，必须珍惜。如果没有以前初、高中的学习基础；如果没有亲人强有力的帮扶；如果没有这三年的插班补习及不平凡经历和辛勤汗水，则肯定没有今天的幸福工作和美好生活。虽说如今社会还不尽完美，甚至还有邪恶和不公正的现象，但我仍然十分满足，并非常看重这份理想而又可爱的工作！
　　感谢父母的养育之恩!感谢哥姐多年的帮扶!感激老师的辛勤教育!也感恩自己单位领导的栽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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