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那月

仙仙 · 发表于 2013-3-25 17:06:33

　　一、鼠洞淘粮
　　放学回来，没精打采地坐在门槛上等母亲。母亲擓着筐迈着沉重的步子从地里回来了，我赶紧迎上去，扒着筐子看，只见里面有几个坏红薯块，便拿起一块塞进嘴里，又呸的一声吐掉了。苦得舌头都直了，比药还苦。
　　“妈，我饿！”
　　“等会去打饭。”妈说着就在歪在墙根上，闭着眼不再理我。
　　“现在就去吧！”我摇晃着母亲的腿说。
　　“还没敲钟呢！”母亲有些生气。
　　“也不知晚上啥饭？”我不高兴地嘟囔了一句。
　　母亲没有回答，她突然扶着墙站起身来，朝不远处的杏树走去。只见她举着头朝树顶上张望，这边望望，那边望望。
　　“妈，你看啥哩？”
　　“我记得树脊上有一个杏，咋没有了呢！”
　　一听说有杏，我的口水就流了出来。
　　母亲绕着树看了一圈，又回来蹲下了，眼睛里流露着不易觉察的沮丧。“妈那×”，她小声地骂了一句，“本来想留着让你吃的，也不知那个龟孙眼尖搞去吃了。”她说。
　　我失望地望着杏树发呆。
　　过了一会儿，母亲眼睛似乎又亮了起来，她说：“我记得香炉里有一个糖蒜，你去找找吃了吧。”
　　春节期间，母亲曾在香炉里种了水蒜——用竹蔑串了蒜瓣放在香炉里，每天换一次水，没过多久，绿莹莹的蒜苗就长出来了。家徒四壁的家里顿时又有了春意。后来水蒜枯萎了，干瘪的蒜瓣和纠结在一起的须根还留在那里。母亲说的糖蒜也许就是这吧？我这样想着便兴冲冲地进了屋，爬到神台上去翻，但一无所获。
　　母亲后来对我说，在地里拣坏红薯时就饿得晕过去一次。那时她唯一想到的就是食物，于是她的幻觉里出现了杏和糖蒜。
　　卖火柴的小女孩，在她生命的最后时刻，不是也看到了缀满五颜六色果子的圣诞树吗？
　　晚饭是我从食堂打回来的。玉米糁稀得照见人影，丢着发霉的红薯干，黄色的玉米糁沉在下面。
　　吃饭时母亲对我说：“我看见有小孩儿在你三爷家的墙后掏玉米，你也去掏点吧！”
　　我脖子一梗说：“要去你去，我不去！”
　　三爷家的房子位于我家的左前方。那时房子都入公了，三爷三奶带着孩子去修水库，三剪肺房子（即两间缮草，一间缮瓦）做了队里的仓库。土打的墙，门上一把大锁锁着。因是仓库重地，晚上常有民兵值守。不知从什么时间起，有人发现后墙的老鼠洞里可以掏出玉米，用小棍一通，竟有黄澄澄的玉米流出来。在那饿死人的日子里，这一发现无异于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具有划时代的伟大意义！
　　当然这是秘密，只有两三家知道！于是他们家的小孩儿便在夜深人静之时前来淘宝了。
　　当母亲发现这个秘密的时候，玉米已很难掏出来了。
　　母亲用期望的目光看着我，说：“人家都在掏，怕啥！大人咋能去呢？小孩子，就是发现了，还能咋着你！你能看着一家人饿死？”
　　食堂的饭越来越差了。顺口溜说：拿起馍，菜窝窝；端起碗，照像馆……锅里丢的是从地里扫起来的红薯叶，牛屎都吃出来了！人人饿得头晕眼花，肚子拧绳！许多人得了浮肿病。
　　我不想做“小偷”不想做“贼”，母亲说得多了，我就冲她说：“你再说，我就说出去！”母亲眼泪丝丝的说：“娃呀！可别吭声！说起你伯当干部，咱偷过人家啥？你不去就不去！”
　　不想做贼，但经不住好奇心的诱惑。那天晚上我还是悄悄地躲在远处向仓库的后面张望。不一会儿几个黑影出现了，猫着腰，悄无声息地蹲在了后墙根。我见周围没人，也大着胆子溜了过去。
　　都是和我一样大小的孩子。他们掏完跑了，才轮到我，我取下帽子放在鼠洞下面接着，用小木棍在洞里来回拉，由于缺乏经验，拉了半天也没把帽子接满，但这已足够。
　　第一次做贼，是否偷到东西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已经上路。
　　当我把两捧玉米交给母亲时候，母亲的眼泪流了下来。
　　当天晚上，母亲把窗户遮严了，把玉米先泡到水里，又用两个坯头支起一口小铁锅。看着噼噼啪啪的火焰在锅下升起，心中忽然有了一种成功的喜悦。但不大一会就呼呼地睡着了。当母亲把我叫醒的时候，一股甜香的味道扑面而来，我馋得咽了几口唾沫！
　　这个小铁锅是母亲刚刚从西水库里捞上来的。
　　母亲一个晚上都提心吊胆。
　　太好吃了，尽管半生不熟。这是我一生中最难忘、最自豪、觉得最好吃的一次夜饭。
　　要不是从鼠洞里掏了这些玉米，能不能活过那段日子，真难说呢！
　　下面就说说锅的故事吧。
　　二、刘根收锅
　　玉米煮好了，散发着诱人的香气。母亲把窗户又遮了遮，我知道她是怕香味飘出去，被“闻香队”发现。刘根正领着“闻香队”像夜猫子一样在村上转悠呢！
　　那时收锅队如狼似虎。收锅队不叫收锅队，不知哪个有学问的人给它起了一个很好听的名子，叫闻香队。闻香队的鼻子像猫一样尖，闻到谁家有香味，看到谁家冒烟，便不由分说地冲进去，见锅就掂就砸，如同日本鬼子进村一般。闻香队功不可没，既可保证集体食堂顺利开办，也可使炼铁炉内有足够的“铁引子”。闻香队进村的时候，家家户户如临大敌，千方百计地把把锅藏起来。或藏在红薯窖里，或藏在草垛里，或挖坑埋在地下，母亲把大锅交了，则把一口小锅藏在了西水库的水里。实践证明母亲是英明的。因为在三番五次的搜查之后，这口小锅还在水底下躺着呢。
　　煮玉米时，母亲才在夜色的掩护下，悄悄地把锅捞出来。
　　闻香队队长叫刘根，马营街人，三代单传，父亲怕有个三长两短，给他起名刘根，意思是这个根一定要留住。但是父亲的愿望并没有实现，刘根结婚没多久就遇了车祸，一命呜呼了，连后代也没留下。人们说他该死！坏事做的太多了。
　　闻香队第三次进村，收出三口铁锅。藏锅的人被拉到“大老头”家门口的平场上接受批斗。我和一群小孩子跟着看“大戏”。刘根骂骂咧咧，怒不可遏，说到激动处，抬脚朝一口铁锅狠狠跺去。不料那口锅一下翻转过来，不歪不斜正好扣到他的脚面上。只听啊哟一声，他就蹲在了地上。他用手捂住脚面，血从指缝中流了出来。人们见状，窃笑着一哄而散。
　　人们说，报应！活该！
　　在我的记忆中，这一天刘根还在大老头家搜出了两具神胎。刘根把神胎砸了，扔进了门前的大坑。
　　他喷着唾星子，把大老头骂得狗血喷头。“辩论”也随之而来。
　　革命的坚定性不容置疑。
　　村上有一座土地庙，和大老头家隔一道沟。庙内供奉着土地爷和土地奶。神胎半人多高、栩栩如生。庙有一间房大小，设有高高的香案。两边的对联是：保此方风调雨顺，佑斯地物阜民康。是乡亲们“功落成首先谢土，事告竣尤须安神”的场所。前不久刘根开会，说要破除迷信，他要把神胎砸了，把庙扒了。谁知第二天采取行动的时候，却发现土地爷和土地奶不翼而飞。全村人纷纷传言，说土地爷、土地奶显灵，躲起来了！
　　谁也没有想到，老两口竟躲在大老头家里。
　　大老头，姓陈，光棍一个，因排行老大，人们都叫他大老头。大老头住着两间低矮的破草房，连屋灶。平时很少说话，也不会有人到他的屋子里去串门。土地爷土地奶是在他屋里的柴堆里发现的。
　　人们说砸神的人不会有好下场。
　　大老头被“辩论”得死去活来。
　　这里说到“辩论”，你千万别以为就是词典上的那种解释，在中国，字面上说的是一回事，而现实生活中往往又是另一回事。那时的辩论可不是要触及灵魂，而是要触及皮肉的，就是在不讲道理的喳呼声中的推来拥去，就是人体折磨。
　　这年冬天特别冷，一连下了几天大雪。就在大老头被“辩论”后的几天里，人们一直没见大老头出来，也没见他烤火冒烟，侄子们到他屋里一瞧，发现他头拱在灶膛里，已经死了。
　　刘根不仅收锅砸锅，而且收碗砸碗。一天他把村上的男女老少集合在一起，手握广播筒高声喊道：“各家各户听好了，今天下午收碗……”
　　大家一惊，收锅是为了炼铁，是为了吃食堂，收碗做什么？难道连饭也不让吃了？
　　“一人只能留一个碗，只允许留粗瓷碗，细瓷碗统统上缴，坛坛罐罐所有瓷器也要上缴，凡不交者，一旦搜出来，可别怪我刘根不客气……”
　　不能说刘根没有人味，他不是还让一人留一只碗吗？要是一只也不让留，你小小老百姓，还能去跳河？为此大家感激得热泪盈框，巴不得给刘根磕头。
　　刘根讲了半天，大家才听出个道道来，原来修炼铁炉需要耐火土，上面把任务分下来了，而刘根不知耐火土为何物，也不知去哪里弄，苦思冥想之后，他终于有了灵感——这些瓷器都是高温烧出来的，肯定不怕火，把它们碾碎不就是很好的耐火土吗？
　　没有做不到，只有想不到。刘根以一种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勇敢地实践了这一伟大的口号。
　　刘根的创举得到了上级的肯定，各地粉粉效仿。一时间砸碗砸瓶之声不绝于耳。
　　几十年后说到这事，我的一个同事说，那时他在炼铁炉上，曾奉命砸了一牛车的瓷器，其中有几十件陈年古董，他记得有元青花、康熙五彩等，那是别人后来告诉他的，他说，那些东西要是放到现在，可是价值连城。
　　回过头来再说刘根。刘根正在开会时，他所带的“闻香队”就在各家各户行动了。待开会的人回去，该拿走的都拿走了。他们本来想藏起一些，但为时已晚。
　　刘根是个聪明人，从来不打无把握之仗。
　　“闻香队”皆由外村人组成，人员是清一色的不分青红皂白的二愣子，一个个铁面无私，六亲不认。他们只听命于上级，那管老百姓的死活。
　　这种组织方法，威力强大。
　　我清楚地记得，那天刘根收获颇丰，除收缴了两筐盘子碗之外，还有几个形状古怪的陶罐，这原是地主的东西，分浮财时分给了穷人，有一个上面还刻着像图画一样的文字，据说年代久远。
　　它们都被砸成了碎片，碾成了粉末。
　　这之后，有儿歌唱道：
　　留根儿留根儿来收锅，
　　铁锅咬了她的脚。（方言读jué）
　　留根儿留根儿来收碗，
　　碗片崩瞎他的眼。
　　留根儿留根儿坏留根儿，
　　出门撞着车轱辘儿。
　　没有多久，就传来了刘根牺牲的消息。一天几辆大车去公社送木炭，刘根威风凛凛地坐在车顶上，像个将军。一群人追赶兔子从大车前跑过，牛见状大惊，便狂奔起来。刘根被甩在车下，后面的车也在疯跑，正好从他身上碾过。就这样，刘根死了。
　　人们都说，邪门儿！
　　撞上车轱辘儿，根断了。
　　三、打饭遭拒
　　吃食堂那年，我10岁。
　　在刘家腾出的房子里支起几口大锅，其中一个大锅的锅沿上镶嵌着一尺多高的白铁皮，这是专门做稀饭用的净子锅。开饭的时候，锅上冒着白色的热气，满屋烟雾弥漫，飘散着饭菜的香味。我二爷是食堂保管，也负责打饭，他手里掂着木瓢，威风凛凛地站在锅台边的高桌子上，像一个威风凛凛的武士。打饭的人排着长队，或端着瓦盆，或提着木桶，一双双饥饿的眼神盯着饭锅。轮到谁了二爷就喊一声，张三家，5瓢！或李四家，3瓢！然后一瓢一瓢地把饭舀到人家递上来的容器里。一般是大人一瓢，小孩半瓢。
　　那年，我常端着一个瓦盆去打饭。觉得二爷账头很清，谁家几瓢他怎么记得那么准呢？心中暗暗佩服。一天打饭时，就情不自禁地说了一句：“你真是个肉算盘！”
　　二爷嗔怪道：“这娃儿咋这样说，以后可不能说了，这是骂人的。”
　　想不通！这怎么是骂人的呢？
　　在食堂刚开办的一两个月里，实事求是地讲，饭菜不错。有底子啊！有歌谣唱道：俺队办起大食堂，社员个个喜洋洋。清早吃的馍稀饭，几样小菜喷喷香。中午大米烘干饭，绿豆面条在碗上……但是好景不长，到了第二年春上就只有清水煮红薯干了。中午一般是面条，但面条稀得照见人影，大部分是红薯叶子或是从地里挖来的野菜，一碗中捞不出几根面条来。又有歌谣唱道：端起碗，照像馆；喝着汤，泪汪汪；筷子转三圈儿，捞上来全是红薯叶儿。
　　打回饭后，母亲把面条串串，盛在我的碗里，然后我就端着饭碗高高兴兴地到门外的磨道（磨房）去了。磨道是孩子们经常聚在一起玩耍、吃饭的地方。大家端着碗过来了，像猴子似的有的趴在磨盘上，有的蹲在磨扇上，吸溜吸溜的喝着，声音此起彼伏。接下来一番亘古未有的炫耀就开始了。
　　一个说，我有4根面条！另一个说，我有5根！我一听也数起来，数罢了说，我有8根！
　　不信，不信！让我看看！
　　于是小伙伴就凑过来朝碗里看，眼睛里流露出羡慕的神色。
　　我碗里的最多，因为母亲把全家的面条都串给我了。
　　面条都舍不得吃，总是先把碗里的红薯叶吃了、汤喝了，最后剩下几根灰不拉叽、没精打采的面条像死蚯蚓似的卧在碗底。这时只听咣当一声，我们把碗碰在一起，然后低着头用筷子一根一根地把面条挑起里放进嘴里，慢慢地品味。
　　吃完了，大家都甚为得意。
　　忍饥挨饿的日子里，也有快乐的时候。
　　小学实行“四集体”（集体住宿、集体学习、集体吃饭、集体劳动）后，吃饭在学校吃了。一天母亲捎信来，让晚上回队上去，说晚上食堂有好东西吃，一定要回来！我一高兴，就把这消息说出去了。于是大家奔走相告，不大一会儿，便无人不晓了。
　　再也没心上课，期盼着早点回家。
　　下午一下课，我们三四个同学便撒了一个慌，请了假，拿着老师开出的回队吃饭的条子，像出笼的小鸟，扑愣着翅膀，嘁嘁喳喳地飞回了生产队。
　　远远就闻到了一股蒸红薯的甜香味。不一会儿，食堂的大锅开始下笼了，白雾似的蒸气呼的一下弥漫开来，那种香味更加浓烈扑鼻。蒸气慢慢散去，“好东西”终于呈现在我们面前——啊，果然是蒸红薯！
　　哪来的红薯？原来队上的红薯池扒了，现在要吃的就是这些经过几个月水浸粪蚀、为了孕育后代早已掏空了身子的红薯母。它们的身上早已是伤痕累累，有的已半身腐烂，有的长出了硬块，个个都是灰头土脸、黑斑点点！想不到就这样了，它们还要尽最后的义务！
　　尽管早已没了原来的味道，甚至发苦、发酸，但大家还是吃得津津有味，毕竟比清水煮霉红薯干好吃多了！毕竟比刺角芽、酒糟、棉花叶子和河里的水草有营养吧！
　　这一顿，母亲把挑出来的没有坏块的红薯都让我吃了。她自己也不知吃饱没有？
　　转眼到第二年冬天。队里的食堂仍在苦苦挣扎。一天我放学回来，母亲赶紧去食堂打饭。母亲正要把饭桶递上去，伙食长说，你拿鸡蛋没有？
　　什么鸡蛋？
　　开会说了，拿鸡蛋刮饭，不拿不刮，你不知道？
　　母亲这时才发现打饭的人要交一个鸡蛋，她分辩说，我上地拣坏红薯去了，回来晚了，没人对我说！再说，不让喂鸡，我哪来的鸡蛋？
　　这我不管！下一个！
　　母亲央求说，你看，学生都回来了，能不能先把饭打了，让学生吃了上学去？说着扫了一眼在门框上靠着的我。
　　伙食长不理。
　　母亲没有办法，提着饭桶出来，气乎乎地拉上我就走。她的眼泪涌出来，我也哭了！
　　那天中午一家人都没吃饭。
　　父亲从公社剧团回来，听说后叹口气说，把娃的转学证开了，到街上去！饿死也饿死到一块，省得在家受气！
　　从这一天起，我就期盼着转学。
　　能转走吗？
　　四、掘墓弄柴
　　1958年11月，全县小学实行“四集体”，即集体住宿、集体学习、集体吃饭、集体劳动。现在看来，那时的共产风真是太厉害了，此风一来，势不可挡，连我们这些十来岁的小学生都被卷了进去。集体学习、集体劳动大家已习以为常，最折腾人的就是集体住宿、集体吃饭了。先说住宿，那时我们几十个孩子被安排在西教室北头的一间耳房内。这原来也是地主的房子，因是耳房，面积很小。里面铺上稿荐，到了晚上，大家就用被子把身子一裹一个挨一个地睡在上面。睡下后就基本没有什么空隙了。门外放一个瓦制的尿罐，同学们轮流值日，晚上抬来，早上抬走。因为人多，加上那时吃饭就是喝汤，因此整个夜里，呼啦啦的尿尿声就像山泉一样从不间断，只要你醒来，就能听到尿尿的声音。于是就有同学说，一定是鬼在尿，要是人尿怎么会不断头呢？说得人心惶惶，像我这些胆小的就宁可尿在床上也不敢起来解手了。尿了床怕同学耻笑，又不敢拿出去晒，只能这边湿了睡那边，那边湿了睡这边，几乎是天天裹着湿被子睡觉，苦不堪言。像我这样尿床的不在少数，因此整个宿舍臊气薰天。门口的尿罐天天爆满，尿水横流，屋外也没有好气味。
　　同学李子庆尿床比我厉害，我隔三岔五地尿，人家每天必尿。于是同学们了编了顺口溜到处传唱：李自庆，尿床精，半夜起来数星星，天哪天，咋不明？我的被子盖不成！
　　再说吃饭。那时学校的伙食同样也只有清水煮红薯干了，而且烧柴极为困难。为解决烧柴问题，学校天天向学生摊派柴禾，不拿柴就不让上课。家中能烧的东西都送去炼了钢铁，剩下一点也被生产队的食堂收走了，哪还有什么东西可拿？好在院里还长着五六棵不大不小的枣树。起初先砍些小树枝交上去。小树枝砍光了，就砍大树枝，大树枝砍光了就放树。父母为了让我完成任务，不在学校受气，可谓孤注一掷、倾其所有了。没过多久院里就只剩下两棵枣树了，一棵是光头秃脑，一棵是遍体鳞伤，早已元气大伤，再也打不起精神来，第二年结几个枣子也是虫蛀得不成样子。每当看到它们那焉儿巴唧的样子，就不能不让人扼腕叹息。
　　让学生从家里拿柴也越来越困难了，眼看就要断柴，学校领导心急如焚。这一天，老师带着我们一群学生浩浩荡荡地出发了，说是要去找柴，不知不觉就出了大小梁洼的地盘，来到了距岳庄不远的一片坟地里。这时方知是要把棺材板扒出来当柴烧。这真是一个缺德的主意。但为了活人，哪还管得了死人！带队的人不是没有顾忌，他之所以选择这里，据说这是一片无主坟地。
　　那天的晚饭仍是清水煮红薯干，盛倒碗里，一股难闻的气味扑面而来，我干呕了两声，差点要吐出来。我确认那是烧棺材板窜的味儿，是尸体的味儿，就把饭悄悄地倒了。
　　其实那是红薯干的霉味。
　　去扒棺材的学生那晚都没有吃饭。
　　那年那月的那些事，像树根一样深扎在我幼小的心灵里，几十年过去了，至今依然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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