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青春年代
春节帮父亲整理书，找到一本《苏联文学史》，包书皮的是一张画报，上面是毛泽东视察长江中路的照片。随意翻翻，在书页中出了一封发黄的信，笔划粗细不均，字迹大大咧咧又力透纸背。“这是我参加社教回校以后，社员给我写的信。”父亲点起一支烟，翻箱倒柜地给我找出了两个陈旧的日记本，对我回忆起那段难忘的岁月。1962年，父亲从桐城中学毕业，进入了安徽大学中文系学习。62级中文系有25男生，3个女生，是一个充满激情和梦想的团体。
父亲入学那年，毛泽东把我国社会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提出要在实际工作中进行社会主义教育。63年，中央决定在农村开展以四清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提出了“社教”运动中必须执行的正确的方针、政策。此后，中央和地方各级机关分别派出大批工作队，在试点的基础上，在部分县、社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大规模“社教”运动。
父亲大三时，也就是1964年底到1965年1月，中央政治局召集全国工作会议，在毛泽东的主持下讨论制定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将“四清”的内容规定为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强调这次运动的性质是解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提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等观点。
1964年10月，安大学生全面停课，保留学籍，作为“社会主义教育”的一支力量，投入到了这一场运动中去了。安大师生作为一支非正式的队员，和农业厅工作队一起，被分配到了寿县窑口公社。父亲和他的27名怀着火热激情的同学坐上了开往寿县的汽车。
在寿县总负责“社教”活动的是李大钊之子李葆华（时任安徽省委书记），杨明（时任省委组织部部长）是寿县堰口区工作队的负责人。
安大学生达到寿县之后，先期抵达的安大领导黎颜昌在一个破败的礼堂里给学生们开了一个动员大会。黎颜昌介绍了阶级斗争的严重性，告诫同学们要“始终保持警惕”。动员会后，学生们被分到了各个生产队。刚上大三的父亲和他的同学们就这样开始了将近1年的农村生活。
父亲和4个男同学被分到了寿县堰口区窑口公社日光生产队。
初到生产队，父亲和他的同学们先在贫下中农家中同吃同住了一圈，然后集中到了生产队共有的“队屋”中居住。父亲和三个同学住在一间15平米左右的房间中，另一个男生，因为不服自家成分被划为“漏划富农”，出于惩罚的目的，被安排到灶房，和一个名叫陈多立的十来岁的孩子一起当伙夫给大伙儿做饭。
学生们睡觉时候所谓的“床”，是在土坯上放上架子做成的。队屋中除了“床”之外没有其它家具，更别提书桌了。父亲那时是一个文学青年，立志要“写出伟大的作品来反映时代”，他从社员家里借来板凳，一有空就伏在板凳上，大半年写了两本日记。
父亲努力观察周围的一切，充满革命的激情。1965年3月，父亲在日记里这样写：“社会主义大革命的时代，就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相互斗争，无产阶级最终取得胜利的时代……我有幸生活在这个时代，要全力研究这个时代，这个时代里的人，并在我的作品里刻画这个时代里的人，这个时代。”
那时候的农民生活，据父亲的回忆，生产队中的富农家只不过是房屋略高一些，桌、椅、床具备而已，贫下中农的家中则困难至极，有的人家一家人挤在6、7平米的土屋中，室中唯有土坯床，苇席，破被和锅、碗、灶台，此外一无所有。
农村社会主义教育最初的“四清”是“清理账目、清理仓库、清理财物、清理工分”，后来又改为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这是父亲和同学们当时最重要的任务。
父亲和他的同学们做的一件大事是清查“四不清”干部并进行斗争。在清查“工分不清”的干部时，青年们细细查看工分簿，一旦发现干部及其家属的工分数目有改动的笔迹，有时候不论证据，也不加考察，便认定这是弄虚作假，对基层干部批斗后便交给组织处理。父亲记得，在检查生产队会计的时候，在会计家中掀开床垫，发现垫子底下藏着两件灯心绒衣服，大家便认定为会计贪污的证据……
父亲和同学们对“对敌斗争动员会”之类的革命行动习以为常，群众要求给“交代不老实”的人“戴帽子”，有胆小的人害怕被逮捕，几天都吃不下饭。对于某些群众来说，这却是一场带有游戏和狂欢性质的活动。有的妇女没能参加批斗会，感到可惜，事后追问父亲：“能不能打他（被批斗的人）？能不能给大粪给他吃？能不能拿锥子锥他？能不能叫他给三个圩子每个人都叩头？在劳动的时候像栓老驴那样把他栓在地里？”
在“对敌斗争”的控诉和批斗后，学生们认为贫下中农得到了清理，在墙上贴出大红纸布告，公布全村贫下中农的名单。父亲在日记里这样写：“阶级优势树立了，到处是一片喜气洋洋。”
斗争中，也出现过一些比较激烈的矛盾。父亲的日记里有这样的记载：一个家庭成分很高的“坏分子”，因为在成分划分上与工作组和贫协小组的意见不一致，怀恨在心，准备烧掉工作队的房子，再潜逃到淮南。农业厅的工作队员前去制止，“坏分子”全家5口人毒打工作队员，打伤了一个人。事件发生后，打人的5个人被押送到了寿县，户主被逮捕，其余人释放，可被释者一回家又被民兵扣押起来，送到了公社。
可是，批斗变成常事后，往往会在观众的无聊情绪中变得荒诞。窑口公社有一个男人，解放前娶了一妻一妾，到了62年也没有离婚，仍旧三个人住在一处。在批斗的时候，男人面对一叠声的斥问，自觉无法回答，情急之中检讨道：“我浪费！”此事一时间传为经典，父亲只惊讶他竟然还懂得“浪费”二字。
那个时候，农村十分穷困。还残存着许多封建乡土社会的痕迹。许多农民在“四清”中十分积极，在自留地的分配、存留问题上却争吵不休。父亲目睹了几场争吵，在日记中感叹：“农村中千百年来的封建统治，在农民中所造成的自私、落后是深刻的。但是自私落后不是贫下中农这个阶级本身所固有的，是来自封建统治阶级的。消除农民思想意识中的自私落后是要长期的思想革命的。”
贫困给父亲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父亲现在还记得，队屋隔壁有个社员，家中有个没有圆房的童养媳，家里穷得只有一张床，婆婆带着童养媳睡觉，儿子只能睡到另外一间屋子的柴禾堆上面，这不免令人揣想他们结婚之后的困境。父亲还记得队里有一个祝姓中农，家里有一个十八九岁的女儿，女儿经人说媒，许给了一个“空军”，祝家问女儿夫家要的彩礼是少女四季穿着的8套衣服，父亲对此很看不惯，在日记里大发了一通感慨：“处女的价格——八套衣”！
搞“社教”的师生们做的另外一件大事就是访贫问苦并“找根子”。也就是在贫下中农中间寻找一些坚定的“革命火种”并加以培养和使用，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有的贫下中农各方面的能力都比较欠缺，只是因为成分好便被作为“根子”培养。父亲至今还记得，他们着力培养的一个“根子”祖孙三代都是贫下中农，可此人平时连句完整的话都说不出来。
身为“知识分子”，大学生们还发挥自己的专长，在乡村开办民校（耕读小学），教孩子们读书识字。父亲在闲暇时候教做饭的孩子《纪念白求恩》、《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那个孩子听得入神，连吃饭都舍不得去。
民校的学生来源都是些村野孩童，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同意来看书识字。耕读小学因陋就简，教室设在牛屋中，学生们就坐在牛草堆里面听课，那时父亲虽对《乡村女教师》之类的电影十分向往，但却没有多少教学经验，更谈不上技巧，往往教书时间长了便听到鼾声大作，愕然望去，发现有的孩子在牛草堆里面睡着了。
娇憨可爱的乡村小女孩儿给父亲带来了辛苦劳动后的感动。在一次晚饭时候，一群小姑娘给父亲献上了芬芳雪白的金银花，激动、喜悦、惭愧交织在父亲的心头，他深深感受到了这些乡村女孩的纯洁、可爱。
中文系的学生们还进行了一系列的文化活动：在乡村中搜集原生态的民歌，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大学生们还在窑口街上演出节目。父亲的日记里写着：“门口围着一大圈孩子，小丫头。杨怀森在收集民间革命歌曲，刘克云坐在桌旁，手撑着头，唱着《十二月草花》、《五更里》、《讨饭歌》……杨怀森坐在床上，低头记录着。”父亲记得，他的同学段儒东的爱人是63级的学生，在街上自编、自导、自演了宣传小节目。宣传的方式比较多样，短剧、歌曲、快板、相声、舞蹈都有。父亲的一个同学还送了本毛著选读给生产队。
那个时代的青年非常朴素，1965年5月，为了迎接“五四”的到来，青年们奋战了一个下午，修好了大路上的一座石头桥，有的同学脱下了衣服，几次钻到水下摸石头；父亲的日记中写道，日光生产队的13个人那天一共给队里打了1100斤绿肥。
农村的生活比较艰苦，没有机会洗澡，跟贫下中农们共同生活，自然也没有肉吃，时间长了馋得厉害。有一次，几个同学拉煤进城，痛痛快快地洗了一个澡，花了9毛钱吃了一大碗红烧肉。回忆起那碗红烧肉的无限美味，现在天天能吃肉的父亲莫名其妙地露出了神往的表情。
那时，中科院文学研究所的一些作家、学者也在寿县。有一天，父亲和几个同伴到淮南拉煤回来，在紧靠着城边的一片地里面看到有几个人正背对着大路在拔草。其中有一个矮矮胖胖的，穿着蓝布上装的人也蹲在那儿。父亲的一个好友正巧也在那里，他指着那个胖子说：“那个人就是何其芳。”父亲看过去，这个著名的作家当时正双膝着地，努力地一棵一棵拔草。
尽管城市里来的大学生们在极左政策的风暴下把搅得村子里鸡犬不宁，乡亲们还是以朴素的情感宽容地看待他们类似于叛逆期少年的暴虐。父亲有一次去看望一个好友，在那个地方呆到天黑，这才想起离窑口还有十几里路，一个人摸黑往回走，快到窑口的时候有一片墓地，身为“坚定的无产阶级”的父亲紧张极了，磨磨蹭蹭地走过墓地，到离村子还有一两里路的时候，听到前方有人声，原来是许多队员见父亲没有回来，大家一起出村迎接他。父亲感动极了。
65年夏天，风雨欲来。
经历了“社教”之后，青年们在一起搞了个人鉴定，父亲对自己的“小资产阶级思想感情”和“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等问题做了痛切的检讨。在精神洗礼之后，父亲和他的同学们一起回到了合肥，回到了学校。
父亲的日记里字迹凌乱地记载着一次次狂热的游行。在父亲和他的同学们毕业的那一年，“文化大革命”正式开始。父亲大学时代的最后一篇日记停留在1966年8月23日：“红卫兵小将们向‘四旧’发动了猛烈的攻击……”
当年的大学生是真正的“天之骄子”，但父亲和他的同学们时逢66年毕业，原先分配的好单位全被作废，大多都到了基层的厂矿、农村去了。父亲的大部分同学们后来都陆陆续续设法回到了城市，有的做了教授，有的做了主编，有的做了领导，只有父亲一直呆在皖北的小县城，一生郁郁不乐。30年后，1995年，父亲到外地开会，车过寿县南关。父亲一下子从座位上站了起来，定定地望着窗外的县城。一车人都惊诧莫名地看着父亲，父亲却不言不语，沉默地看窗外那片匆匆掠过的土地。
那里有他们那一代大学生们激情狂热又荒唐如梦的青春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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